(杂谈)经济学的道德批判

　　文/周红春

　　人类对经济行为的道德评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中国古代很早就反对“以邻为壑”——以牺牲他人利益来发展自己的利益。古人王充也说过:“仓禀实而民知礼节。”说明很早以前，中国的一些先哲已经明白道德必须以经济为基础。

　　在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形成过程中，西方对经济学及资产阶级经济行为的道德批判也非常激烈，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对资本家发家史的讽刺和抨击，体现了作者对经济学强烈的道德诉求。

　　后来经济活动有了经济学的外衣，西方经济学的庞大体系建立以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纯粹经济学应该从属于“存在知识”(即关于“是”什么的知识)的范畴，而不是“规范知识”(即关于“应是”什么的知识)。对经济学的评判更多的是是非标准而少了道德尺度。关于经济学是否存在“道德”评价的问题，历来就有观点对立的争论，但即使是旗帜鲜明的宣称:“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的货币主义大师密尔顿·弗里德曼也不否认“经济学的确涉及价值判断问题”，不否认“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及其结论”。经济学大师布坎南把经济学定位在“介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即使是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也强调要将人类主观心理中的同情心与经济行为中的利己主义紧密融合在一起的；强调以自我的利益动机和伦理道德标准所决定的“自我赞同”向以社会和谐与分工合作的“社会赞同”过渡。

　　事实上，在社会科学领域，是非标准从来也离不开道德的评判，一个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常常是跟善恶评价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对多数人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来说是“恶”的社会理论，不可能成为真正科学的理论。

　　现在，包括国家高层领导在内的许多人呼吁和大力提倡“穷人经济学”，“穷人经济学”既是经济学的本质要求、经济社会持久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道德对经济学的精神约束。

　　曾几何时，一些经济学精英津津乐道于“二·八现象”，即20％的富人掌控着社会80％的财富，并且这20％的富人阶层，支撑了社会80％的消费，因此只要从富人的需求出发制定政策，就能有最好的GDP增长，就能保证社会经济的高效率。于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片面追求高速度，追求GDP的高增长，并不惜以牺牲环境和高能耗为代价；于是在片面强调短期效率的同时，忽视社会公平，制定一些有利于少数富人的经济政策，让富人通过对各种自然和社会资源进行不公平的占用，创造短期的财富效应。甚至连个人所得税也多数为普通工薪阶层所负担，富豪阶层则在各地招商引资的热潮或其他政策中享受免税甚至补贴的待遇。

　　经济学应当是研究如何提高人类经济活动效率的学问，当然也研究如何通过合理的分工和分配来提高效率。但这种效率应该是社会整体的效率和长期的效率。这种效率绝不是彻底抛弃公平，恰恰相反，社会公平能够带来更高的、更长久的效率。

　　在房产领域，让少数房地产商通过非法的竞争手段获取大量土地资源、行政权力资源和国有银行的资金资源，以抬高绝大多数居民居住成本的方式，为自己聚集了大量的财富的同时，是能够形成明显的经济增长效果的，它也可以为资产泡沫的迅速膨胀和地方GDP的迅速增长做出了立竿见影的贡献。然而这种过度依靠投资甚至投机的拉动，通过抬高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泡沫)，尽管短期的增长效果明显，但泡沫毕竟难以持久，泡沫破灭时对经济发展的长期伤害也是惨痛的。日本房产等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教训尚为时不远。

　　这样的经济理论:首先，放在一个长期的过程和全局来考察，是缺乏科学性的。因为，一是依靠行政手段或政策倾斜，通过大量的资源能源损耗，在经济总量上会有短期的暴发式增长，但单位产生率极低；长期来看，总量的增长率也会降低。二是由于政策倾斜和大量的资源能源浪费，必然侵占、损害社会多数人的利益，从而引发社会矛盾的激化。这样，社会整体的效率就会大大降低。如地方招商引资中，化工企业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小煤窑只开采浅层煤造成整个能源的浪费；地产商与地方政府通过地皮、房地产价格垄断，炒高房价而对居民居住权力的侵害等。

　　其次，在道德上也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其不仅造成高能耗、高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化，更使两极分化现象日益加剧。某地一件普通的汽车撞人纠纷，演变成为一起打砸抢烧的群体性事件，其中有消息误传的原因，但误传的背后是民众对贫富分化加剧的不满、对为富不仁现象的不满、对有钱人投资房产抬高房价导致当地百姓居住条件无法改善的不满。此类事件已经暴露了贫富对立到了一个多么尖锐的程度。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那套发展经济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刻的反省，不坚决果断的实施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不大力提倡和实践“穷人经济学”，就会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就会因冲突加剧而增加整个社会的发展成本，就会造成经济的停顿甚至倒退。这绝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