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集神话之一：从相对走向绝对

　　用相对优势来建立绝对的霸主地位，中集是如何做到的

　　许扬帆/文

　　20多年前，招商局、丹麦宝隆洋行以及美国海洋集装箱公司准备合资，在深圳蛇口开了一个小集装箱厂——中集，当时一个小工厂的投产并未引起世界集装箱业多大的关注，因 为当时在中国开业的类似企业实在是太多了。甚至美国海洋集装箱公司因为不看好工厂的前景而在项目启动前打了退堂鼓。

　　那时候，麦伯良还是一个刚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大学毕业生，怀揣着激情和梦想来到深圳特区，在蛇口工业区劳动服务公司等待分配。

　　“当时中集要报价，要搞技术说明书和图纸，但是没有人会做，就叫我来帮忙。帮了一个星期，当时的中集的外籍总经理莫斯卡问我能不能留在这儿？我说，留就留吧。”麦伯良回忆说。

　　缺材料、缺经验，最缺的是技术，大学毕业的麦伯良竟然成了中集技术部里唯一的工程师。从琢磨国外的设计图纸入手，然后用模板在图纸上一笔一笔画，最原始的集装箱本土化进程由麦伯良的土办法开始，在那年的5月，中集简陋的工厂内终于生产出第一台集装箱。

　　没多少人想到，20多年后由这个“唯一的工程师”领衔的中集集团，已经成为了全球集装箱行业的双寡头之一。

　　做大

　　20世纪80年代末，劳动力成本成为集装箱行业竞争的最关键因素。中集作为集装箱厂生存的理由，也是因为中国工厂的制造成本普遍比较低。另外，有50多年生产历史的标准“铁盒子”，很多专利都失效了，其间的技术谁都可以使用。因此集装箱行业的进入门槛很低，只需要招集大量工人按照图纸进行生产就可以了。

　　在当时的干货集装箱成本构成中，制造成本和人工成本是中国企业唯一能够发挥的空间，但是靠人力成本优势，以低价销售挤占市场，拼的实际上是集装箱工人的血汗，这样的竞争力很单一，经不起太大行业波动。

　　更加不利的是，仅仅过了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集装箱的生产就迅速转入供过于求状态之中。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有约40家集装箱厂，但是其中只有1/3的工厂是盈利的。

　　中集集团市场事业部副总经理李贵平回忆说：“自1998年4月开始，工厂之间同质化的竞争导致集装箱产品的价格一路下滑，到最低点，价格下调幅度已达50%，单箱利润率也从30%跌至不到3%左右。”这个跌价幅度使得只有充分具备了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型集团公司，才有可能在目前的价位上保本或微利，中型和小型企业都将陷入严重亏损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重整、合并而形成大企业集团的趋势已是无法避免。而中集就是在这个时候明确了自己要通过整合迅速“做大”的道路。

　　行业整合的原动力，是基于中集一种不同寻常的判断。大部分分析人士都认为集装箱行业是一个起起伏伏的周期性行业，但是中集集团副总裁吴发沛说，尽管集装箱行业经常会有回调，中集却认为集装箱是一个一直向上的持续增长性行业，这种判断基于集装箱运输发展的趋势性。因此，即便在海运低潮来临，行业最不景气，别的工厂纷纷关闭的时期，中集还是选择持续不断的扩张。

　　“我们相信在集装箱这样的行业，只有把市场占有率扩大到足以影响行业内的主要客户的阶段，企业才能生存下去。” 吴发沛说，“这是中集在90年代初开始‘圈地’的指导思想”。

　　在圈地中，中集主张低成本扩张，基本上是对现有工厂实施“先承包经营、再收购”，收购中经常利用商誉、品牌等无形资产降低并购成本，很少自建新工厂。在此低成本扩张的策略下，中集先后将大连、南通、新会、天津北洋、上海远东、青岛现代等10多个集装箱企业收归麾下。其结果是中集在1996年第一次赶超韩国现代(HYUNDAI)和韩国进道(JINDO)，成为全球最大的干货集装箱制造厂，市场份额达到20%。而当90年代初还无比强大的日韩集装箱制造企业想整合中国的工厂时，却发现已没有太多机会了。

　　持续扩张是中集崛起的关键因素。2003年下半年，有半个城镇大小的(全球最大的集装箱工厂)、号称中集的“梦工厂”南方中集深圳东部工厂开业。此时中集的干货箱工厂增加到了10个，产量比1995年增长了7倍，全球市场份额则超过50%，而与此同时的现代和进道的市场份额跌到不足10%。

　　中集扩张战略的成功说起来还是依托大势。在1998年以前，中国内地之外还有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生产集装箱，但是内地生产的集装箱要比台湾和韩国产的便宜几百美元，另外，中国出口贸易顺差的存在，使得很多远洋运输公司(俗称“箱东”)在中国采购集装箱之后，就近装货运走，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物流成本。因此，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集装箱的工厂，都因为缺乏竞争力而纷纷关门，中国内地产品占全球集装箱的份额也从1998年的70%上升到现在的90%以上。

　　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由于中集最早入行的干货集装箱是所有集装箱产品中应用最广的产品，2004年，干货集装箱占到全部集装箱产量的90%以上，因此中集通过不断扩张获得的干货集装箱的市场份额，为其成为全球集装箱巨头奠定了量的基础。

　　有了规模优势，中集在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面开始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抛丸处理’是利用高压在集装箱表面喷钢砂，是除锈工艺中一道很特殊的加工工序。以前，喷砂的设备要到台湾和韩国购买，但是现在，国内已经随处可以购买，成本绝对是大幅度地下降。”吴发沛说。

　　另外，由于集装箱空箱运输成本不断上升，因此“箱东”采购集装箱越来越多地考虑运输的便利性。“我们在东南沿海的主要码头都有工厂和堆场。”吴发沛说，“中集在中国主要港口密布制造工厂和堆放场地，极大方便了产品的供货服务，减少了集装箱的运输成本，这些都是扩张带来的综合性效果。”

　　“不过说实话，干货集装箱发展的整个过程都比较单一，除了看对了大势保持了信心，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可讲。”吴发沛这样说道，在他看来，和所有中国的制造企业一样，自己有机会成为最大的集装箱生产企业，起始点说白了还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这些优势可以让企业立足，但是不能够成为企业成功的依靠。

　　“我们必须看到每一次生产的转移背后都是技术的转移，技术一定是下一个目标。” 吴发沛说道。

　　学习、改进、颠覆

　　集装箱在一般人看来就是一个大铁箱子，谈不上有多少技术含量，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中集从1996年起，所有的发展都与技术专利有着直接的关系。

　　比如，被用来存储运输容易腐烂货物的冷藏集装箱，常常被称作“移动的冰柜”，但由于要经受起吊、海运、堆压以及从两极到赤道的环境变化，冷藏集装箱技术含量甚至远远高于冰柜。对于中集来说，冷箱行业进入门槛和干货箱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尽管有干货集装箱规模优势的支撑，中集当年生产冷藏箱时还是需要从头开始。

　　中集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选择问题。90年代中期，世界冷藏集装箱分不锈钢质和铝质两个流派，技术上分别采用“三明治发泡”和“整箱发泡”，两个流派的技术原理完全不同，分别掌控在德国和日本企业手中。不过当时日本企业主导的铝质冷藏箱主导着市场95%的份额，是绝对的主流。但是中集经过研究之后却出人意料地决定引进德国Graaff公司的“三明治发泡”技术。

　　中集声称自己是“出于复杂但纯粹是生意上的考虑”加入德国钢质箱阵营的，但是这个具体的考虑是什么却一直没有透露。今天看来，9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集在干货集装箱上已经接近成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制造厂了，这恐怕也是中集选择从非主流技术入手另起炉灶的一个原因。而选择弱势的合作伙伴，对于中集来说显然在“把引进技术变成自己的技术”这个路径上扫清了障碍。

　　1995年3月，中集投资5000万美元在成立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德国Graaff公司参股2%，并向中集出售关键设备，授权上海中集使用其12项关键专利。中集还通过Graaff公司聘请了冷藏集装箱领域的德国专家斯迪芬(Stapher teepe)出任上海中集冷箱技术中心的总工程师，协助中方实现冷藏箱的量产。

　　德国总工斯迪芬至今还受聘于中集，目前担任中集集团市场部的欧洲区代表，为出售到欧洲市场的冷箱提供技术支持。今天，回忆中集引进消化冷箱技术的那段过程，斯迪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集工程师们的强大创造力。

　　“在刚引进生产线时，3万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一年的产能为1万箱，但是车间的工作流程5年内被中集的工程师改造了4次，仅用了新建生产线所需资金的20%就将产量扩大了1.5倍，这使得同样的生产线产能被提升到每年2.5万箱以上。” 斯迪芬说道，“到2002年，上海中集的生产节拍已经提高到10分钟内切换一个冷箱工序(表示为分钟/箱)，2004年效率提高到接近5分钟/箱，而德国生产线研究了20年时间，在转让给中国时也无法突破20多分钟/箱的节拍。”

　　据中集集团技术管理部副总经理刘春峰介绍：“我们引进德国技术后的消化速度的确非常快，很快就进入了创新阶段。”比如中集的技术团队在熟悉了生产线后很快就改造了德国生产线的生产流程，来进一步加强自动化程度。而不久之后，中集技术人员又从流程改造延伸到技术上，把德国人的“三明治发泡”整体提升到“改进型三明治发泡”，即借鉴汽车工艺运用于冷箱上。据刘春峰介绍，这种运用不仅加强了集装箱的强度，而且提高了箱子的绝热性，比德国的技术前进了一大步。

　　中集的快速学习和创新能力是否真的有这么“神奇”？“其实，这两个能力是中国优秀企业都基本具备的基因。”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只不过，中集在吃干货集装箱规模和成本优势还很轻松的时候就开始了‘学习、改造和颠覆’的计划，这让其正好赶上了制造业向中国靠拢的大势，使中集通过对技术的控制把产业的发展方向引入了自己的轨道。”

　　掌握了技术的中集成本优势开始变得更加明显。1995年，上海中集引进了一台德国原装的发泡机耗费了150万马克，当中集1997年自己组装第二台发泡机时，只花70多万元人民币，现在，中集投资一台发泡机的成本在40万元人民币以下。同时，中集生产的冷藏集装箱所需要交纳的专利费也从100多美元/箱降低到30多美元/箱，巨大的价格优势和并不差的技术开始迅速在市场上侵蚀日本企业主导的“铝制冷箱”市场，用了不到8年的时间，中集的冷箱就彻底颠覆了原有秩序，成为了一种行业规范。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70%的冷箱是以钢质和“三明治发泡”技术生产的。

　　与中集在干货集装箱领域的套路相似——“掌握核心优势然后持续低成本扩张”显然是中集的基本发展思路。在冷箱制造领域的三年技术积累之后，1999年收购韩国现代集团青岛冷箱工厂标志着其在新领域的扩张又开始了。这一次，“核心优势和低成本”依旧是关键词。

　　青岛现代冷冻集装箱有限公司实际是一个新厂，开工还不到两年，但是每年亏损，现代急于出手。由于中集掌握着冷箱的核心技术优势和干货集装箱的全球第一规模，所以谈判的时候表明不需要现代的任何技术，也不需要现代的品牌使用权。结果现代的工厂被中集从1.8亿美元的报价一直压低到1920.66万美元后成交，成交价格还不到工厂实际价值的一半。

　　但是韩国工厂之前以生产铝箱为主，除了厂房，可用设施不多。中集收购之后需要彻底改建，当时上海的冷箱工厂正式量产不到两年，中集集团高层对中集自己能否有能力设计、建造一个完整的冷箱工厂，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于是，中集内部出现了两派意见。一种看法认为，仿效一家欧洲人在青岛投资的冷箱工厂的做法，委托给富有经验的韩国团队进行管理，全权负责工厂的改建和运营，这是一种比较快的办法；而另一方的观点，是坚持从上海中集工厂抽调技术和管理人员，自己建设和运营，这是一种比较经济的办法。

　　韩国团队向中集集团管理层提出了一个改建方案：再投资3000万美元，建设一个每年1万台产能的生产线，另外，无论工厂是否赚钱，每年都要提取约80万美元的管理费，这个方案在中集内部引起一片哗然。

　　时任上海中集总经理的李锐庭和副总经理宋卫国以及1998年接替斯迪芬任上海中集技术中心主任的刘春峰等人，都坚决反对韩国人的托管方案。为此，李锐庭等人还给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写了一份报告，承诺一定会用更加经济的方案改造青岛厂。

　　3月，麦伯良最终决定选派李锐庭等干部组成筹备组接管青岛中集冷藏箱公司。顶着巨大的压力，上海中集抽调了从运营到生产的大批管理人员进驻青岛，结果只耗时半年，改建工程就结束了。刘春峰说，建设青岛生产线没有借助任何国外公司的力量，只借鉴上海的运作经验，并结合青岛的实际情况，除了汽车、供电设施等商业设备，包括发泡机在内的所有生产设备都是自行设计建造，而建造成本比上海节省了约1500万美元。

　　当年12月，青岛中集冷箱第一批产品下线并成功交运，“这个结果很有戏剧性。”吴发沛笑着说。为了表彰上海中集改建青岛工厂的贡献，麦伯良将当年的创新金奖授予了李锐庭团队。

　　自此，中集在冷箱领域彻底放开了手脚。

　　巨头的力量

　　伴随着青岛冷箱基地的投产，从1997年到2003年中集的冷藏箱的产量增长了7倍。中集2003年生产了6.35万TEU的冷藏箱，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4%，超过拥有两个冷箱制造厂的马士基工业公司(全球最大海运公司丹麦马士基公司的子公司，其产品大部分供应母公司，2003年全球的市场份额为37%)，中集从此又成了冷藏箱领域的第一供应商。2004 年7 月，中集成立青岛中集特种冷藏设备有限公司，由此拥有了全球第一个特种冷藏箱生产基地。

　　“含金量”更高的冷箱成了中集集装箱利润的重要支撑，而一边是干货一边是冷箱的中集也确立了自己作为集装箱行业龙头的绝对优势地位。此时，巨人的力量开始显现，中集在行业中的话语权出现微妙的变化，游戏规则也开始向中集倾斜。

　　一直以来，中集所选择的钢质冷藏箱生产、维修成本低，强度高，耐腐蚀，但是比铝质冷箱要重许多，运输成本高。因此，长期以来“箱东”们一直在倡导使用铝质冷藏箱，但是技术成熟令钢箱的自重大幅度减轻，2000年，钢质冷藏箱首次以60%的份额超过铝箱，而“箱东”们的观念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连集装箱运输的发明者，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倡导使用铝箱的北美第一大远洋运输公司——Sea-Land服务公司(海陆服务公司)，也开始转向采用钢质冷藏箱。在“箱东”主导一切的集装箱业，这种转变迅速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拥有地理位置和价格绝对优势的中集对冷箱道路的抉择几乎是决定性的，甚至可以说，中集的冷箱下线敲响了日本铝质冷箱厂的丧钟。

　　2003年，日本冷箱厂随铝箱一起在市场上消失了，不过更有意思的是，主流技术的最早拥有者——德国钢质冷箱厂的退出却比日本企业更早。1997年，主要的德国冷箱厂Graaff公司在将专利授权给中集之后，似乎就完成了在该领域的历史使命，到1998年便彻底转产，靠收取冷箱专利费获利。毫无疑问，中集也是这个故事中的主角。

　　1999年，作为Graaff技术的托管人，德国Waggonbau公司将大部分冷藏技术继续独家授权给中集使用。但是很快，Waggonbau公司发现靠这些专利获得收益，是“投入与收益不成正比”的买卖，因为一旦当时已经成为集装箱行业巨头的中集发现有人侵权，Waggonbau就必须为中集去“讨公道”，否则什么钱都收不到。

　　在经历了一系列专利纠纷之后，兴味索然的Waggonbau公司最终决定以不高的价格将一揽子冷箱专利全部转让给中集，彻底“解脱”了事。2005年5月，双方签署了最终转让协议，据吴发沛介绍说，这次转让使中集获得了除自主开发的11项专利之外的77项冷箱专利，自此中集彻底掌控了冷箱的全部技术体系。

　　但是，中集的“称雄全球集装箱行业的战斗”还在继续。已经成为巨人的中集在控制了冷箱之后，几乎马不停蹄地进入了更高端的罐式集装箱、折叠式集装箱以及其他特种集装箱领域，这些产品是很多欧洲集装箱公司在普通集装箱业务垮掉以后退守的最后领域。

　　罐式集装箱领域一直为上世纪70年代由欧洲迁徙到南非的Consani、Trencor、Welfit Oddy三家公司所垄断，这三家技术优势非常明显的南非公司，总市场份额一度超过50%。

　　2000年11月，中集与英国UBHI公司签定“技术转让协议”，获得UBHI的“Light Weight Beam Tank”罐箱生产技术，15个月以后，产能为6000台/每年的南通中集不锈钢罐式集装箱制造厂开业，但是当年只生产了300台，又是15个月之后，中集的罐式集装箱的销量突破5000台，市场份额达到了30%。中金公司的分析报告认为，2005年，产量1万台的中集罐箱将超越南非公司成为世界第一，2006年，罐箱的收入可以达到中集总营收的3%以上。

　　而在折叠箱领域，2004年3月，中集收购英国Clive-Smith Cowley公司60%的股权，获得该公司折叠式集装箱的关键专利技术。而这次收购是中集利用巨人力量的又一次体现。

　　折叠箱的最核心部件为能够让箱子折起的“铰链”，折叠箱的大部分技术都集中在此部件上。而英国Clive-Smith Cowley公司采用的“DOMINO”技术的铰链，垄断着全球70%以上的市场，并左右着世界折叠箱市场十几年，几乎所有要生产折叠箱的工厂都要向其购买此部件。在购买其铰链产品的时候，中集的特种箱技术研发中心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开发出了一套有自主专利的铰链方案，也能用于折叠箱产品，尽管自主的专利能否变成主流尚不能够确定，但是却成了中集与Clive-Smith Cowley谈判的重要砝码。

　　“要不你把‘DOMINO’技术转让给我，我们就自己生产，反正我有自己的技术路线，而且产品肯定便宜过你。”吴发沛用很通俗的话就把思路表达了出来。

　　面对中集这样一个巨头和其过去几年内横扫冷箱、罐箱市场的威慑，最后，经过讨价还价，Clive-Smith Cowley就变成了中集的子公司。甚至铰链的生产在2005年也被中集移到了广东新会，在中集折叠箱工厂边就近建了一个铰链工厂，专门生产“DOMINO”铰链，除了自足，还为全球的折叠箱制造厂供货。

　　“经过这一过程，中集每个折叠箱至少降了两三百美元的成本。” 吴发沛说道。显然，中集已经把折叠箱市场攥在了手心里。

　　未来属于谁？

　　2001年年底，麦伯良才第一次提出了中集的世界级企业目标。麦伯良对于“世界第一”的认定有自己的要求：“我们要看世界标准的修订中集参与了多少，国际行业协会的会议上，中集有多少发言权，未来有多少标准是中集主导的。”

　　与所有的行业一样，集装箱行业的标准制定，代表着多种利益搏弈。“箱东”考虑的是航运成本，最好是用已有的尺寸结构和运载方式；而制定国际船舶质量认证体系的国际船级社协会(IACS)考虑的是安全和质量保障；至于集装箱制造厂，关心的当然是成本，但是在“箱东”非常强势的背景之下，50年来制造厂基本没有发言权，所以每年召开的集装箱标准委员会年会，大部分集装箱厂干脆都不去参加。

　　但是标准的制定对制造厂的利益影响非常大，中集自然希望改变这种局面，而中集今天在集装箱行业的地位也确实给了它这样的机会。

　　目前集装箱的生产标准朝着“承载大型化”、“零件标准化”和“材料环保化”的方向发展，在国际集装箱标准协会(ISO/TC104)召开的修改议案会议中，在中集的争取下，“箱东”们和国际船级社表示希望能够听听来自“世界最大工厂”的建议，因此，中集几乎是唯一代表工厂利益的参会者，向大会提交了6项修改提案并被最终采纳。另外，中集还加入了国际箱东协会(COA)，成为了唯一的制造企业成员。

　　除了加强产业影响力，中集目前在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把握不断出现的新趋势，并且利用与国际巨头们的“合作战略”来争取事半功倍。

　　2005年1月，通用电气的子公司通用电气安全集团(GE Security)发布了一套针对集装箱安全市场的电子系统，并和中集合作完成了第一次跨海运输的商业测试。

　　装有GE系统的18个中集集装箱，从中国内地港口经过香港运往美国，启运之前，技术人员用手持的RFID读写器记录了集装箱的首次装货和密封。而固定RFID读写器安装在香港和长滩港，用来记录满箱的集装箱从船上卸下的整个过程，当集装箱到达目的地——加利福尼亚的GE工厂之后，技术人员再次使用手持读写器读取了最终信息。数据显示，18个集装箱中有12个未被打开，但是其中5个被读写器探测到曾于运输过程中被打开，剩下的1个则在密封之后启航之前被打开，所有过程都记录了下来。

　　GE选择中集一方面是因为中集的产业地位，另一方面也是9.11事件之后，中集就注意到了美国全球反恐战略部署中提出的“集装箱安全倡议”(CSI)。该倡议旨在建立一个保护全球海运集装箱贸易的机制，2002年，CSI开始使用信息技术识别检查集装箱内的高危货物，通过GPS全球定位技术，系统将令集装箱的整个运输过程都处在智能化和网络化的监控之中。

　　“智能化趋势将带来集装箱领域的重大变革。” 刘春峰说道，因此，中集集团技术中心成立了一个名为“安全智能集装箱研发组”的特别研究机构。据刘春峰介绍，原有的集装箱设计没有考虑加入电子安全系统，因此结构要调整，加装电子模块和通信模块。中集的研发组主要研究集装箱结构的改造，以及新的电子模块的设计。

　　两年前，中集和一家美国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了加装在老式集装箱上的新一代电子封条。另外，中集还和一家在集装箱电子安全解决方案领域领先的瑞典公司合作，开发智能集装箱的通信模块。基于各个模块，由中集进行集装箱的系统集成。

　　“智能化的趋势背后隐含着巨大商业机会。”刘春峰说，“不仅是新箱，全球现有的干货集装箱就有3000多万个要改造，所有的集装箱都有可能要改造，每个集装箱的改造成本大约是200美元，这是一个价值60多亿美元(超过全球集装箱制造业年产值总额)的庞大市场。”

　　庞大的市场同时引起了GE的关注。2004年，通过并购All Set公司，GE安全集团获得了All set“商业卫士”技术的授权。中集此时认识到通过与另一个产业的巨头的合作将会大大推动自己对集装箱产业未来的掌控能力，所以转而开始和GE合作，并联合推出了一种名为“TESC”的侵入探测安全集装箱。

　　2005年，GE正在筹集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港口安装RFID读写器和软件，竭尽全力推广这一系统，力图使这种技术成为集装箱行业一个新的标准。不过中集集团副总裁吴发沛坦言，现在很难确定这种技术是不是会成为新的标准，因为智能化的代价会有人来最终承担，产业能不能接受是关键。

　　“老大难为啊，在采取跟进策略时，中集也许不需要顾及那么多前瞻性的问题。”吴发沛表情凝重地说道，“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企业，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方面超前一步，无论这个标准是否成功，中集总得去投入、去研究，不断地储备趋势技术。”

　　不过来自业内的人士说得很直接：“中集在这方面还是很精明的，你没看到还有GE在前面冲锋陷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