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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年前的7月11日，是郑和率大明帝国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的处女航。
600年后的今天，很遗憾，除了政府把今天定为国家首个“航海日”是个亮点外，在纪念这一事件的着眼点、排场和阵势上，我更多看到的仍然是商业炒作。
本人以为，就中国当下面临的严峻海洋战略态势，借纪念郑和七下西洋600周年，举国
上下亟须反省和检讨中国的海洋战略，唤醒国人的海权忧患意识，而绝不是重新陶醉于当年天朝大国的富庶与威仪。
郑和七下西洋比哥伦布跨洋大航海要早半个世纪。可叹天朝大国的海洋之旅除了排场、规模与时间堪称世界第一，却无明确的经济、军事、文化等战略目标。稍后的西方跨洋大航海却不同了，由一系列新发现作依托，海洋贸易开始席卷全球，地域文化互相交融，科学技术彼此借鉴，为随之而来并持续数百年的西方工业革命开拓出巨大的市场。
反观我们，郑和七下西洋的终结日，却是持续5个多世纪的海禁政策盛行时。“制海能力决定国家兴衰！”19世纪，马汉以军人的理性和史家的智慧著就迄今仍深深影响大国发展的《海权论》。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更加离不开海洋。石油需求，已有一半须依赖“海洋”。进出口贸易总额的95％需要依赖“海洋”交易。未来国家经济的重要构成——海洋经济，必须以海洋作为母体和舞台……
可是，与中国对海洋的巨大且紧迫的依赖相对照，国人的海洋意识令人汗颜。现有的海洋经济与我们所拥有的万里海疆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极不相称，甚至于对海洋的自然认知、考察与研究，我们也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而更令人揪心的是，中国的海权正遭遇周边国家的轻蔑与挑战。
今天，我们对海洋、海权的忧患与主张，我们强调的“在现代文明的海洋里‘再下西洋’”，不能仅停留于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和对海洋权益的维护层面。因为以大历史观和大文化观视之，海洋正越来越代表着这个世界的“主流文明”。中国要想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只能在本世纪别无选择地接轨这个世界的“主流文明”。(文/鲁宁 摘自《江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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