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实录 一个北京商人的薪酬创新试验

　　口述:老向48岁　某私营IT企业老总采访:记者小石

　　时间:2005年7月5日下午

　　地点:北京国贸嘉里中心一层咖啡苑

　　我的很多朋友都认为我是个“异想天开”的人，一不小心就会冒出一些新奇的点子，这一方面成就了我现在的事业，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集中精力专注于某一件事而丧失了很多机会。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盘旋在高空中的“鹰”，视野开阔，“兴奋点”很多，有眼镜王蛇、野免、田鼠等，往往我会选择眼镜王蛇作为将要命中的目标，结果是:非但没有降服眼镜王蛇，而且还把自已弄得伤痕累累，错过了捕捉野免、田鼠等小动物的大好时机。

　　我是1988年左右辞去了在国家图书馆清闲的工作下海经商的。起初在中关村倒腾电脑，后来又签了戴尔电脑的区域代理，生意扶摇直上越做越大，也越来越清晰的发现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那时，IT媒体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我便找了几个合作者成立了一家媒介广告公司，经营一本IT杂志与IT类的广告代理业务。

　　由于之前我在图书馆搞的是研究工作，因此对做“文化事业”具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且对国外类似媒体的运营也十分了解。所以，作为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我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这个项目上。

　　公司成功运作半年之后，我开始进行了一次至今还有点“自鸣得意”的大改革，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薪酬体制改革。此次创意主要来自于一次商务谈判，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传媒巨头IDG准备投资中国的媒体市场，我们公司也就理所当然成为IDG想要合作的对象。

　　其间，尽管由于对方开出的条件太苛刻而导致最后谈判的失败，但IDG的一位商务谈判代表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即他所描述的一整套国外先进的薪酬管理体制。

　　之后，公司开始实施新的薪酬体制:凡公司员工都比照国外实行休假、医疗保障、年底双薪等一系列的制度，其中最有诱惑的一项是，所有员工的薪水都实行年薪制，薪水的“涨跌”与国内GDP的增减挂钩。

　　当时，这在业界引起强烈的轰动，一些业内精英都纷纷慕名而来投到公司的旗下，公司的效益也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但一年之后，负面效应就开始逐步显现，那时IT企业员工的薪水原本就很高，平均每月6000元以上，再以10％以上的速度递增，这无疑加重了公司的运作成本，再加上行业利润的摊薄效应，公司更是“雪上加霜”。

　　公司一共有50多名员工，每月仅员工薪水开销就接近50万元，如果再加上其他一些费用，每月至少支出80万，这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财务压力。

　　我不想“自食其言”，就大把大把从家里拿钱给公司“输血”，这样支撑了大约半年时间后，我实在吃不消了，只能与公司的几个主要股东商量取消这项改革。

　　对此，员工们也非常理解，因为在当时连一些在中国的外企也没有推行这项制度。但是我的第一家电脑销售公司却因此错过了发展的最好时机。

　　起初，我的电脑销售公司的规模与联想并无多大差距，而柳传志后来做了一个成就了“今天联想”的英明决断，即开发自已的PC；而我仍旧还是靠贩卖电脑为生。这就是差距，应该说，我之所以造成如此大的失误与我的“异想天开”、“面铺得过大”不无关系。

　　目前，我所经营的这家公司主要为金融业提供服务，在业内具有绝对的先发优势，每年的盈利大致保持在几百万元的规模，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异想天开”有时候能成就事业，因为在这之前我对金融业几乎一无所知，但金融服务业广阔的市场前景让我大为心动，并为此舍身一搏。

　　坦白地说，到现在我都不后悔那一次“尝试”，甚至等以后时机成熟了我还会在自己的公司重新启动这项薪酬改革计划。

　　在我看来，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GDP进入了持续高增长的阶段，而与此同时，居民的收入却进入了一个“不升反降”的时期，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是极不正常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增长模式出了问题，因此这几年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成了最“热门”的话题。

　　到时候，我希望自己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殉道者”，而是有一大批的人跟我一道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