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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军
2005年已快过半，回想新年伊始的时候，中央确定2005年为改革年。5月12日，国务院在中南海召开了经济形势座谈会。温家宝总理指出，必须用改革的办法消除阻碍经济发展和经济不稳定的体制性根源，切实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特别要下大决心搞好政府自身改革，这是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的关键。
如何来理解改革年？如果只停留在过去的概念上来泛泛理解，恐怕就错会了中央强调改革的深意。在笔者看来，现在重谈改革，既是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的一个延续，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之后的需要。
要理解新形势下的改革，就不能不谈到开放。中国在1978年以后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进程。过去二十多年，我们更多的是用开放来促进改革，打开窗户，打开门，拆掉围墙，用引进的市场经济洪流冲掉了僵化的体制。“改革就是开放，开放就是改革”，这正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的写照。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以开放促进改革的典型。在以机制改革与建设为特色的改革过程基本结束之后，中国需要更大的推动力，来促进更深层次的改革。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突飞猛进，开放程度大大加深，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与此同时，在开放大潮下，中国经济社会也面临了开放之后的直接冲击，中国社会经济体系中的深层问题也在积聚和暴露，表现在许多方面。
以全球关注的“中国制造”为例，长期以来，在出口创汇、吸引外资、发挥比较优势等指导思想之下，国内的各种资源向对外经济部门大量集中。随着“中国制造”参与到国际产业分工的大潮之中，反过来又加速了资源向对外部门的聚集。在政策资源上，大量含金量极高的土地政策、税收优惠、各种政策性减免、倾斜……都向外资提供；在劳动力供给上，各地的政策都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看似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并且将劳动力成本压得极低，以至于一些先开放的地区的民工竟然十年之内没涨过工资；在区域经济上，很长时间国内都忽视了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性，尤其是忽视了落后地区的市场培育和建设。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才转化成“搞运动”式的开发和支持；在培育内部需求上，长期以来我们只重经济增长，只重外需、出口增长和顺差大小，而忽视了内地需求的培育，以致内需到现在都还是国民经济中的一块“短板”。
再以对外开放中的“以市场换技术”为例，这种思路并没有错。然而，到了一定阶段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外资更多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市场和制造工厂来看待，并没有如我们所愿，在获得市场的同时把与之相当的技术“教”给我们。
再看国企改革与民企的发展。笔者认为，国企改革这么多年，全国人民已经为国企改革支付了巨额成本，但它们的改革以及为增加人民财富所做的贡献，与这种成本是很不匹配的，虽然说前期成本的付出是要有相当代价的。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失业情况、银行因国企而产生的巨额坏账，以及当前为国企改革继续进行的巨额投入，其中的效率是值得反思的。与之对比的是民营企业的发展，虽然这么多年以来，民企的发展环境有了巨大的改变，但从面向未来的国际市场竞争来看，中国民企的发展还十分孱弱。在一些重要的市场领域当中，仍然是国企一统天下。当经济出现过热而需要调控时，也是民企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
再看“三农”问题、国内市场建设、政府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没有一个不与中国的对内改革有密切联系。可以说，就当前而言，改革可能比开放对中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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