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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吴晓兵
近两个月利好出台的密度之大有目共睹，拉抬指数的意图明显。
政策对中国股市涨跌起重要作用的情况久已有之，最典型的如1996年“12·16”以及1999年的“5·19”。
1996年，股市从近三年的熊市中摆脱出来，开始大幅上涨。到10月初，上证综指较年初低点涨幅超过60%，领涨的深证成指(资讯 行情 论坛)则暴涨两倍。由于对大量资金涌入后带来的股市投机气氛感到不安，管理层意图通过政策调控降温。于是连续推出的十二项利空措施，也就是所谓的“十二道金牌”，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达到抑制股市上涨的目的，指数随着利空出台反而节节拔高。直到《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指数以连续两个跌停板来回应，政策打压才宣告奏效。
而1999年上半年，股市经历了两年的调整，在没有重大股市政策影响的情况下，上证综指屡探1000点大关而不破，市场自身的空间调整已经很充分。此时，在力保国企三年改革脱困目标的大背景下，为扩大直接融资、减轻银行压力，管理层将股市作为重要工具，政策做多的方针随即出笼。由于政策底与市场底重合，一系列利好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伴随利好出台指数不断上涨，二者相当合拍。两个月内上证综指最大涨幅超过67%。
在庄股模式崩溃、理性机构投资者成为主导力量、股市结构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迁之后，此番政策再度出手，其胜算又有几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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