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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决定用财政注资或中央银行再贷款来填补券商财务窟窿的不规范之处在于，中央银行只有在金融系统出现系统风险时才应实施它的“最后贷款人”的职能
我们认为，近日中央汇金公司对银河证券的注资之举是“饮鸩止渴”的做法，无益于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券商的糟糕现状。
6月15日，中央汇金投资责任有限公司证实，经过国务院批准，汇金公司拟出资对银河证券进行重组，且目前第一步数十亿资金已经到位。此次汇金公司重组银河证券，采取的仍是“汇金模式”，与注资国有银行模式相同。这是继13日央行宣布对申银万国和华安两家证券公司提供再贷款支持之后，国家又一次重拳出击，试图挽救濒危大型券商。
以国有银行改制的思路来改革证券行业是很危险的。与作为国家基本金融机构、关乎国家基本金融安全的国有商业银行不同，股市投资资金与银行存款之于国家金融安全的意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生死存亡并不关乎最基本的公众利益，动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去挽救一家经营不善的券商——无论这家券商具有怎样的所有权背景——有违基本的市场伦理。事实上，这种让企业把财政或者央行当成自己提款机的做法不但无法使股市真正走向健康，反而更会由此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央行可以救济商业银行，但不能救济证券机构，这正是日本大藏省垮台留下来的惨重教训。
这种以财政注资或中央银行再贷款来填补券商财务窟窿另一不规范之处在于，动用财政支出需受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控制，中央银行也只有在金融系统出现系统风险时才应实施它的“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政府单方面是无权界定证券公司行业亏损是否出现“系统性风险”的。
这种政府“埋单”的办法虽然能够体现出中央政府对资本市场和中国证券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国家欲使中国证券市场走向健康的情急之心也表露无遗，但是，我们认为，从长远看，中央汇金公司此举不但无益于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营造稳定的市场环境，无益于恢复投资者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信心，反而会使政府自身的信誉受到损伤，甚至引起社会信用体系的整体动摇。
作为日本经济受挫的一个重大原因之一，日本的“证券行政”也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1975年，因为大藏省不顾激烈的反对意见，对证券业实行了执照审批的做法，没有采取单纯的登记备案方式，所以不得不背上沉重包袱，为经营不善的券商和信托投资公司提供救助，结果导致金融机关问题丛生、效率低下以及制度性腐败。
对于银河证券本身来讲，这种直接注资的方式是否能够真正起到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也值得怀疑。
银河证券是中央直属金融企业，银河证券是我国惟一一家大型国有独资证券公司，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本45亿元。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日前公布的2004年证券公司经营业绩排名中，银河证券名列股票基金交易总金额和股票主承销金额榜首。但“总资产”、“净资产”、“净资本”等都未能进入前20名。银河证券是中央铁腕整治信托公司的产物，由众多被取缔的信托公司以及国有商业银行下属的证券营业部组成。公司管理难度极大，遗留问题多，矛盾冲突多，资金缺口大。并且，坊间也有对银河证券坐庄东风汽车(600006)的种种质疑。
在此情况下，涉嫌违规操作、经营不善导致公司出现重大危机的相关责任人非但没有被追究责任——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看到有关部门做出这方面的努力，反而在推进股改重组的名义之下对其进行巨额注资，难免使人心生疑虑：在券商出现全行业危机，部分证券公司出现巨额亏损以及财务黑洞，然而相关责任人却仍然官居高位。在券商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所有制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现实下，这笔注资是否真正能够成为回春妙药？我们对此同样深表疑虑。
我们认为，根本的解决之道恐怕还在于，将券商推向市场，制定准入规则向市场寻求买家，吸引各类投资者参与券商的重组。在推进国有金融企业改革的过程之中，不但靓女要嫁，丑女也要嫁。对于银河证券来说，其价值主要体现为其牌照资源、网络资源和客户资源等。在通过这些价值吸引买家的同时，政府要做的，则是承担起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
政府理应承担的承诺和责任在于，首先，应该追究违规操作导致券商出现重大亏损、使国有资产出现负值的相关责任人，加强执法力度，还市场一份公道，还证券市场一个规范的法治环境；其次，对于众多因公司经营不善而承受损失的国有券商的职工们，政府应当承担起社会保障和基本福利责任；再者，对于投资者的保证金，政府应设法以一定比例加以归还。毕竟，这关系到一个广泛人群的利益。严格执法是政府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职责所系；保障国有企业职工的福利，更是国家及其财政义不容辞的义务；而对保证金的适度偿付，才是央行再贷款最可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对于证券公司，政府应当聘请权威的中介评估机构对券商的价值进行评估，然后向社会寻找合适的战略投资者。政府唯一的责任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果政府履行了上述所有职责仍没有市场主体为之买单，只有最后一条出路——破产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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