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魏璇 发自北京
“我认为红利税减半的力度还不够。在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到攻坚阶段，甚至应该动用更多的手段，更大的行政力度予以配合，为股市结构性调整创造总量条件。”首都经贸大学刘纪鹏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时提出，解决股权分置这个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问题时必须有特殊手段配合。同时他还提出应该尽力在国有银行上市之前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并将A股市场作为其第一上市地。
昨天，财政部联手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宣布红利减半纳税，股改免印花税和所得税。这也是股权分置改革启动以来，大盘深跌之后有关部门推出的配合措施之一。对此，刘纪鹏认为，在中国股市转型之时，必要的行政手段不可或缺。
刘纪鹏分析指出，中国股市目前处于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股权分置和A、B、H三种股份分割的新兴市场尚未转轨阶段。只有解决了上述划分问题后，才会进入成熟股市发展阶段。在现阶段，正确的方法是尊重国情，在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在发展中逐步解决中国股市的结构和制度性矛盾。由于这些矛盾具有中国体制的特殊性，很难简单地靠自然并轨的方式解决，客观要求较多地发挥政策“有形之手”来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
“为解决这些矛盾，必要时必须辅以总量调控手段，确保顺利实现并轨。”刘纪鹏认为，“造成今天股市超常持续下跌的重要原因是超出市场规律所能解决的政策性因素。解铃还需系铃人，管理层有责任运用有形之手来帮助市场渡过难关。”
对于在非流通股全流通的过程中，提出的“对价”理论，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曾经在内部会议上解说了对价的概念，即对价的双方是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标的物是非流通股的流通权，非流通股如果可流通，那么就要给另一方流通股股东一个不损害其利益、能够避免风险的承诺。
“尚主席表示，流通权是有价值的。非流通股想要获得流通权，要花费成本，这个成本就叫对价。”刘纪鹏指出，股权分置改革的动机和“国九条”是一脉相承的，“对价”是非流通股按市价流通的必要前提。“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开端，所以引发了人们看到的当前大盘在解决一个结构性矛盾——由于标的物是流通权的溢价，流通权的溢价是建立在流通权要有溢价的基础上，由此决定了大盘必须在一定的点位上以支持这个溢价的存在。如果大盘继续跌，跌到非流通股和可流通股再进一步接近，此时非流通股已经没有流通股溢价了，更何谈给股民的补偿？”刘纪鹏说。
此外，目前的现状是大盘继续跌，股民就更没有信心，越没有信心就越纠缠到对历史的补偿上。刘纪鹏认为正是在这种心理下产生了所谓的求同效应：大盘越跌流通股股东越要求非流通股股东增加补偿的数量，流通股股权的溢价也越少。两种股权的差别显示不出来，非流通股没有补偿的动力，更加无法与流通股达成共识。基于上述两个层面的分析，刘纪鹏认为有关部门在必要的时候需要出手将大盘维持到一定的点位，从而为“对价”创造市场条件。
所谓“有形之手”，刘纪鹏归纳了几点：平准基金应该果断入市，并且像中国香港特区政府阻击国际金融大鳄一样，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公开入市；对价补偿、分类表决；上市公司可以回购、大股东可购买本公司的股票。此外，在财政政策方面还可以减免税收、增加QFII额度。
刘纪鹏特别建议，在行政手段救急后，还可以考虑设立“NGO”即“非官方组织基金”。官方基金不可能是长久之计，可以考虑吸引国外大机构的资金进入股市，等于增加了一笔资金稳定大盘，实施总量调控，为股权分置改革保驾护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