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家的缘起

　　《资本市场》 高超群

　　买办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在短短时间里，他们积攒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他们好似洪太尉误放出来的天罡地煞，忽然间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就成了炙手可热的富豪，成了操纵国际贸易的精明商人。这群从茫茫帝国的不知名的边缘角落里突然蹿出的财富英雄，究竟试怎么样的人？他们的致富之道又是什么？作为最早和西方人交手的中国人，他们 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

　 据一个很不完全的统计，买办从1842年到1894年50年间累积的收入高达5亿3千万两白银，甚至连洋商都说买办“是一个掌握钱财的人，我们要向他磕头求拜。”

　　一个买办的发迹只需要几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他们大多出身卑微，出在社会的边缘，发迹之前绝不在会有人正眼看他们。但是，一旦抓住机会，他们所表现出的活力、勇气和智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孟德斯鸠说过在中国“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在欧洲人的眼里，中国是东方式狡诈的典型代表。虽然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贸易也是被作为“狡诈的人的职业”。但是，他们觉得中国人更加难以捉摸，认为在中国“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

　　来到中国做生意的欧洲人，就是在这种没来由的不信任支配下开始小心谨慎地和中国人做生意的。买办是这种不信任的产物，也是这种不信任最大的受益者。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五口通商，洋人可以在五口任意雇用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和中国商人做生意。但是由于缺乏信任，再加上语言不通、商业习惯不同，洋商虽然拥有了这样的权利，但却无法开展贸易。于是他们雇佣中国人经营各种进出口业务，于是乎就有了买办。

　　由于不信任，洋商要求于买办的并不仅仅是一般的代理关系，中国商人必须具有切实的人身担保和财产担保，才有可能做买办。双方签订的合同非常苛刻，其中展现出对中国商人浓浓的疑虑。合同规定买办向洋行承担的责任有：1.“所有中国主顾与该行订立购买现货或远期货之定单。(包括向华人购买货物之定单)……中国主顾或有违背等情，以致该行直接或间接受有损失，归买办赔偿。”2.“凡遇收取各种庄票，中、西银行钱庄支票、汇票、期票等类，……或遇中国庄号个人亏倒以致该行欠出之款或票银无着，内之货物受有损失或发错等情，以致该行或经营该行之人，或主顾所受损失，无论巨细，均归买办赔偿。”总之，在业务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差错损失，均归买办赔偿。

　　这种不信任之情，与其说出自胜利者对被征服者的鄙视，不如说是出自陌生孤单的冒险者陷入庞大土著人中之后的恐惧。1856年12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发生了一起谣传，说有一家面包店被中国政府收买，向外国人供应有毒的面包。面包店的老板阿林卷入了此案，他在被捕后，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参与投毒，香港的英国政府依照英国法律宣判他无罪。这个判决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买办看法的变化。琼记洋行的老板侯德敏锐地看出了这一点，他评论说：“这对所有正直可敬的中国人的观念是一个巨大打击。……根据中国人的法律和习惯，他作为该店的总管和业主，对于他手下人的行为是负有责任的，理应承受他手下人的所有惩罚，甚至处死。不难看到，这个判决对我们同中国雇员的关系造成了多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对于他们可能会有的敌意，我们处于所能设想到的完全的防护之下。在此之后，我们就什么保障也没有了。”出于对投毒的恐惧，侯德要求他的买办为新来的厨子担保。但是他意外地遭到了拒绝，买办从对阿林的判决中知道自己无须为别人的事负责。

　　孤身来中国淘金的洋商对中国人的生活和习惯完全没有了解，对陌生人的恐惧是人类的天性，他们总是怀疑这些表面温顺的“非我族类”者会在背后给他们捣鬼。这是洋商坚持要买办承担所有与中国人的经营过程中的损失的原因。他们并不愿意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延伸大英帝国人道的法律，因为如侯德所见，如果放弃连带责任的追究，这会损害他们和中国的贸易秩序。因此，买办的担保制度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非但没有减弱，而且逐渐加强。

　　洋商对中国人的恐惧和不信任，除了由于对神秘的东方帝国的生活和信仰一无所知以外，更现实的理由是其早期在广东经商时的难堪经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记忆。1845年，耆英的奏折中说：“粤东风俗强悍，在粤夷商，往往被民人蔑视，气不得舒”。虽然南京条约允许外国人在广州居住，但是由于当地人们的反对，英国人久久不能跨人城门一步。连广东“夷商栖身储货之所”的城外十三行洋楼也屡次有人“纠众前往构衅”。1855年，有一个外商斯密斯，由地方政府陪同到罗周村，立刻遭到农民的锄头攻击，斯密斯苍黄跳入壕沟，才得以幸免。村民们这种貌似勇敢的行为，实际上是懦弱和胆怯的表现。

　　当然，在几十年的贸易中，欺骗的事情也是存在的。穆藕初说过：“道、咸间外人通商未久，于吾国商情不甚熟谙，西人性又率直，易受欺蒙。当时售与西商之花名曰夷花，其潮分亦特别加重，而交通不便，一往还间，动需半载，运棉到彼往往霉烂。时有某奸商搀水入棉尚不满意，另加砖块于包内以充重量。”不过，当时到上海滩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来闯世界的洋商，也未必都是诚实商人，他们欺诈中国人的事例就更多了。清政府委托英国人李泰国购买军舰，他居然以中国“唯一的海军大臣”自居，擅自授予英国大佐阿思本指挥该舰队的全权，结果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损失。在商界，这样的事情就更多。中国商人委托、定做的机器，最后到手的往往只是些残次品，甚至有些就是已经报废和使用过的机器。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买办朱志尧矢志于中国的机器制造业，一战前夕，他与英国商人但尼斯签订了一项购买价值30万两白银的钢板合同，预付定金20%，可是战后但尼斯给他运来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废旧钢板，都是从大战中被击毁的船上拆下来的，质量极差，根本不能使用。大买办徐润这样的老江湖也会被骗。英国商人顾林诡称要和他合资开办房地产公司，骗去了他1万两银子以后，就溜回英国再也没有消息了。

　　不过，从总体上看，在真正的生意场上，并没有多少洋商上当受骗的记录。更为普遍的事例倒是证明了中国人的忠诚可信。但是这些并没有减轻洋商对买办的担保要求。汇丰银行的首任买办王槐山，早年在上海滩担任钱庄“跑街”的时候，结识了洋商麦克利。一天麦克利说他有要事回国，手头有些紧，张口向王槐山借银2000两，并称少则半年，多则9个月一定返沪奉还。王氏古道热肠，当即答应，并且挪用了钱庄客户的存款。不料麦克利一去杳无音信，王则因事情败漏，被钱庄辞退返乡。随着交往的深入，买办的这种忠实的品性还赢得了洋商超乎寻常的信任和尊重。买办不仅可以利用洋行的名义经商，而且可以动用洋行的巨额资金。林紫奎在担任怡和洋行的买办的时候，连佣金也不要，他说：“我手中经常有属于怡和的大笔资金，因此我才不去向他们要佣金。”旗昌洋行天津分行的买办刘森，在上海、天津两处开设宝森永号，他的老板莫鄂就替他出了本钱，生意场里人人皆知“刘森之生意，某非莫鄂之生意。”伯德孚洋行的现金，实际上由买办马罗山和他手下的人保管，洋行老板“不经手一个铜板。”这也是当时洋行的惯例。中国人的忠诚并非全部的出自对洋商势力的畏惧，忠诚于自己所从事事业的规矩以及信守对别人的诺言是中国人的生意经中的第一课。

　　在中西最初交往的日子里，由于缺乏了解，双方都表现出了一种因畏惧而生的怯懦，对于按照生意的规则展开竞争，双方都缺乏信心。随着贸易的发展，这种信心在不断增加。尤其是中国人，他们发现即使在在真正的生意场上，洋商也不是那么令人畏惧、不可战胜。事实上，在中外贸易中，买办的表现一点都不必外国人逊色。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19世纪60年代，洋商惊呼“近年来预购制度广泛流行，现在商人不是坐等产品来到市场，而是由中国雇员将大量货币送往乡村，他们垫款给丝行并与丝行订立合同。这个制度最终会是极端危险的，它势必将贸易的全部利益置于中国人的手中。”到了70年代，洋商的抱怨更为剧烈，“外国的购买者已经是毫无办法地落在中国经纪人的手心里面”。“中国人在价格的竞争上完全制住了外国人。”“贸易转到中国本地人的手中，而外国商人沦为经理代销的地位。”中国人“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个垄断。”“除了在较大的通商口岸之外，外国商人就要消踪灭迹了。”

　　当然，这样的抱怨肯定是夸大了的中国商人在贸易中的能量。不过，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买办通过贸易买办积累的财富数量也的确是非常惊人的，根据美国学者郝延平不完全的估计，从1842年到1894年50年间累积的收入就高达5亿3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相当于19世纪90年代，中国5年的出口总额。买办陈竹坪拥有上海滩半个外国租界的房产和地产。英美烟公司的买办郑伯昭乘坐当时最昂贵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他家停车的地方，就像在举办一个轿车展览会。他时常带妻子参加英美烟公司举行盛大宴会，其妻帽饰上镶嵌着两粒蚕豆大小的钻石，洋人大班的女眷都会看得目瞪口呆。

　　很多买办已经不仅是洋行的雇员，他们给很多洋行、外资企业投资，并且成为许多企业的董事会成员。著名的旗昌轮船公司中“华股居其大半”，大买办陈竹坪、徐润都是它的股东。汇丰银行、有利银行都出现了大批中国股东，汇丰银行甚至被说成是“中英商人合股”的。有的买办还是银行的重要股东，有的担任了股东大会的代表，或者进入了公司的董事会。唐廷枢自己也投资于公正、北清和华海三家轮船公司，是他们的股东、华股领袖和发言人。地产业中的业广，码头堆栈中的公和祥以及所有的保险公司，全部纱厂和其他重要工厂，都有中国买办或商人的资本。“可以说，只要外国侵略者在哪里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中国的买办和商人也立即把他们手中的货币投向那里，以寻求赚钱的机会。”

　　买办在获取财富的时候富有冲动和活力，他们身上所迸发出的坚忍不拔、勇猛进取的精神在中国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徐润投机地产失败以后，一夜之间沦为借债度日。但他并没有跳楼自杀，而是借了20万两银子投资茶叶，未几又以失败而告终。接着，徐润的母亲和妻子又相继在家乡亡故，留下一个年仅8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年近50的徐润丝毫不气馁。他投入了自己以前从未涉足的采矿业，采矿业要常年在荒山野岭跋涉奔波，这对一个50岁的失败者来说，是多么巨大的心理和体力的压力！徐润把自己这个时候在矿上井下拍摄的7张照片荟为一图，自题跋文曰：“余之所萃七照而合影者，俾使后人视其图而知创业之艰，成功为尤艰业。”

　　当时人认为机器是工业之母，西方的强大，根源于其机器制造能力，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买办朱志尧不畏其难，决定创办一个轮船机器制造厂。1902年，马相伯为厂题名“求新”，取器惟求新之义。求新先后制造了浅水快轮、客货船、趸船、兵船和码头船。其中川江轮船的制造在中国造船史上是一个创举。朱志尧不但是求新的投资者，而且也是设计师和施工组织者，他对机器制造有着科学家一样的兴趣。求新机器厂“全厂工师执事，均系华人，各种机器，皆能制造，诚我国机器厂中之巨擘也。”20世纪30年代朱志尧已经经商失败，债台高筑了。但他还对技术进步充满了孩童般的迷恋和自信。他计划创办江阴。长泾。南新桥发电厂，并拟定计划2份，目的是“要悉成电气世界”。

　　最早有意识于商战的也是买办，其中最著名的是郑观应。大约100年前，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有一章专论商战。他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弊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一日不辍。”，朱志尧也说“唤起我国同胞，不要迷信外国，谁说中国不及外国，忌妒没有用，羡慕崇拜没有用，要自己动手做。”一个依赖于洋人的财富和特权、地位低贱的阶层，却如此强烈地要求为国而战，这不能不让人惊奇，也不能不让人感受到一个伟大民族的高贵。商战之论一时间朝野唱和，朝廷干城张之洞也“望商人破除旧习，具有世界之眼光，发挥商战之能力，俾能挽回利权，地方益臻繁盛”。

　　中国和西方在生意场上的交手的实践，并不能证明中国的进步是欧洲教导的结果。恰恰相反，促使中国人变化的原动力正是这个民族“不能容忍被蔑视劣等国家的这种名誉感”。

　　买办的强烈革新倾向，表现出令人惊异的主动性和生命力，因为这种改良能有效地增加他们的财富。更重要的是，贸易有时候可以改良一个国家的风俗，因为“贸易的精神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一种精确的公道的观念。”百年下来，长江三角洲依然享受着这种“公道”的观念带来的福利，无可否认，那里有着中国最好的商人和工人，这也是它今日雄视天下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