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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九根
回顾中国股市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股市的诞生实际上是为了克服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主导型”资本形成机制的筹资困难而采取的一种市场化补充或替代形式。尽管在实践中采用了市场的外壳甚至许多市场化的原则，但“政府主导型”资本形成机制中的政企一体的核心架构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在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作用下，直至现在，资本在股
票市场中的核心地位仍然没有完全得到确立。主要表现在:股市的设立并非为资本开辟一个逐利的场所，而是为了解决国企脱困的融资问题，并由此演化为股市融资是“借钱不用还”的奇观；股市中资本无孔不入的逐利天性不同程度地受到压抑，活跃在股市上的资本被制度化地限制在虚拟的领域进行实实在在的“游戏”，无法把其与生俱来的“创造和建设意志”对象化和现实化。这些恐怕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股市“先天缺陷”的根本所在。
在股市发展的初期，由于市场条件不太成熟，市场力量非常弱小，政府既是股市的创造者，也是股市的主导者乃至控制者，其他的参与者只是追随者。因此，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制度供给能力和偏好高效地推动股市的制度创新。但是，随着股市的发展，一方面市场力量随之壮大，市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需求对制度创新的影响力增强，对政府的制度供给偏好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股市的发展为制度的验证和演化提供了空间，这就意味着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考验。如果政府的制度供给适应市场需求和提高效率，则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发展，否则，就会遭到责难甚至抵制。
要解决这一矛盾，笔者认为，政府必须在两个方面做出调整。其一，彻底放弃维系“政府主导型”资本形成机制的偏好，使政府的制度供给适应市场的制度需求，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有机结合，提高股市的制度创新效率。其二，调整职能定位。实现对股市的监管由“控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即政府的监管服务于“公平、公正、公开”高效市场平台的发育和完善，而把市场的均衡功能让位于市场主体自身的竞争与制衡。唯有如此，股市才有可能在监管中规范，在竞争中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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