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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刘忠海邱贤成 贵阳报道
有人称他为开启中国资信评估业的东方“穆迪”，他说自己能做中国资信评估和诚信建设的一块铺路石就足矣；有人说他当官搞研究是“不务正业”，他认为人要活一种精神；有人认为他直率背后是狂妄，他却说自己只是活在本质和真实之中……
他，就是有“中国资信评估第一人”之称的贵州证监局局长邹建平博士。
结缘诚信评估
勿用赘言，诚信危机已成为当今中国一大社会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初叶，美国人约翰·穆迪提出资信评估理论，资信评估业也由此而诞生，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邹建平将目光投向了这一研究，这在当时的中国经济领域尚属空白。就此后，他开创了国内资信评估业的多个第一:组织创建首家资信评估机构——辽宁省评信公司；第一个开展证券评级(鞍山钢铁公司技改债券和沈阳金杯股票)；第一个在国内出版了介绍国外资信评估的专著；第一个创设信用评估学并搬上大学讲坛；第一个编制出资信评估软件，至今仍作为蓝本采用；首次提出“诚信资本论”。同时，他在这个领域的多项学术研究获国家级科研成果以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他于1996年获国家特殊贡献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成为中国资信领域唯一享此殊荣的专家。
面对这些成就，邹建平很庆幸当年的一次机遇:1987年，这位经历过下乡插队、回城再考上大学的东北汉子，经过选拔考试，被人民银行总行选派出国深造。美中不足的是，他被派往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的日本。
正是小小的“不幸”，让邹建平在日本三一证券等相关机构，接触到了资信评估并深受启发。从此，他便与资信评估结下了不解之缘。
现实的诚信危机，邹建平为之焦虑，于是投身于更深层次的诚信理论研究。他最近出版的专著《诚信论》，就是对诚信问题多年潜心研究的理论结晶。《诚信论》不仅从伦理、哲学、社会、经济等多角度对诚信问题进行全面论述，还首次提出“诚信资本论”——“诚信不仅仅是伦理和道德的概念，更是成本和资源的概念，当务之急是建立完善诚信记录评估体系”。他认为，诚信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前提条件，诚信的失落，必然降低市场效率，增大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诚信是企业的无形资本，是企业最根本的竞争力和命脉所在；诚信本身就是能为企业带来财富的资源。他指出，诚信危机不光给我们生存造成不便，也给了我们一个绝好的契机。中国作为一个“失信的村庄”，当前首要任务是建立理性的现代信用制度体系，改变“诚信者吃亏，不诚信者得利”的扭曲现状。这是一个从个人信用制度建设到构建诚信责任政府的综合性系统工程。
为学与为官
邹建平曾经与记者就为学与为官进行过畅谈。
“有人说您当官搞学术研究，是不务正业，甚至是做秀。”记者单刀直入。
“表面上看似如此。”邹建平点燃了一支焦油含量很低的“中南海牌”香烟。
“为学给您为官带来了什么直接好处？”记者又问。
“我既没看到这样的好处，也没有这种期望。”他摇了摇头。
“您为何还要这样做呢？”。
“为官，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我现在的职责，我不能退却。但一个人活着，总得有一种精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芳草地，我也如此。所以，我用业余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他用力地挥舞着卷起袖子的右手，嗓门儿明显提高了不少，也招来了邻座茶客好奇的目光。
其实，邹建平在谈话中流露出的更多是对现实的焦虑。在他看来，证券市场作为典型的信用经济，诚信建设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目前中国证券市场还不完善、不成熟，失信事情也频频发生，但相对其他市场而言，其制度建设、透明化程度等基础条件都已走在前面。因而他认为，无论从内在本质，还是从其外部条件来看，证券市场都应该成为中国诚信建设的突破口。
正是基于这个理论认识，邹建平结合多年的监管经验，于2003年主持研发出《上市公司诚信评价系统》。该系统不仅具备一般信用等级评价的常用表现系统，还有独特的“发现系统”——将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监管的有关规定量化为100余个指标，来检查、发现上市公司遵规守法的诚信风险程度，从而更为准确地揭示上市公司的真实风险。
尽管这些研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实惠，但邹建平乐在其中，让他最高兴的莫过于自己的研究得到社会承认。比如，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证券法》释义中，对信用评估的定义和解释，明确指出是“摘自邹建平《信用评级学》”。最近，证监会高层提出要建立上市公司诚信系统，这让他欣喜不已:“诚信建设的春天即将来临！”
当然，邹建平也有不少困惑。基于种种原因，很多人更愿从事实用型研究，不愿涉足基础研究。在诚信研究领域同样如此，与邹建平志同道合者为数不多，这让邹建平在艰难的前行中倍感孤寂。
为官者的努力
2002年底，作为交流干部，邹建平从沈阳来到贵阳，主政贵州证券市场的监管工作，开启了他人生的又一征程。
自去年以来，贵州先后有5家企业成功上市，使贵州上市公司数量增幅高达约40％，结束了连续两年无公司上市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贵州板块数量虽少，但整体业绩却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不少公司股票成为二级市场追捧的“明星”。这一成绩与贵州证监局的努力不无关系。
邹建平到贵州后，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加大监管力度，严肃监管手段，先后发出了4份查处决定书，开创了贵州证券监管机构设立以来的先河。同时，他针对贵州证券市场的特点，提出“在特定时期和范围，适当的保护也是监管”的监管思路，采取合理限制机构数量、禁止恶意价格竞争等相应措施，及时有效阻止了贵州各证券营业部的无序竞争，保护了贵州证券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和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繁忙工作之余，邹建平继续坚持相关研究。他带领课题组完成了《上市公司诚信评价系统》，得到业内专家的高度好评，随后又撰写出版了堪称填补信用学说空白的专著《诚信论》。
当然，有收获就会有付出。据贵州证监局一位职工介绍，长期生活在东北平原的邹建平，到贵阳后健康状况出现明显不适。一直患有高血压的他，来贵阳后第一次体检发现“高血压导致心脏受影响”，第二次体检发现“高血压导致心脏受损”，最近一次体检结果是“高血压导致心脏病”。
同时，他长期在外，更谈不上对家的照顾。按相关规定，作为交流干部，他可以每月回家探亲一次，但他根本无法做到，有时出差到北京离家很近也不能回家，家人只好从沈阳到北京来看他。
记者在多次接触中发现，不是贵州人的邹建平，却老在思考贵州的事。除了为贵州资本的发展四处奔波、呼吁外，他还常常深入贵州基层，调查研究贵州经济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甚至大胆提出“贵州发展当前最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大讨论”。在前不久的西部大开发五周年之际，邹建平被有关部门授予“西部开发贡献奖”。
在邹建平眼中，贵州历程必将是他一生中不可磨灭的一段。他坦陈:“虽然自己有不小的付出，但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与肯定，也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块‘试验田’。在这一舞台上，我有机会将工作与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可以最大限度地弘扬诚信理念。”这便是到贵州两年多时间最大的收获。
对于自己热衷的诚信研究，邹建平是知其远而为之。他说:“发达国家用了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建立完善信用制度体系，在我国这也是一条漫长的路。但我已踏上这条不归之路，能成为中国诚信建设的铺路石，为时代的主旋律添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音符，就是我的价值所在。”
他有一个最大的愿望:但愿不久的将来，类似“加强诚信建设”的字句能写进中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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