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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处在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时间跨度约为50年左右的黄金增长期。我们已经走过了年平均9.4％的高速增长阶段，到2020年的未来15年，经济平均增长将比前27年的9.4％有所下降。但是，即使下降1至1.5个百分点，也还有可能实现8％左右的增长速度，仍然是一个较快增长时期。这主要是因为，这期间还要完成城市化加速、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乡收入水平提高、投资和消费需求扩大，以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均衡协调发展等快速增长任务。快速经济增长无疑要有不断增加的能源资源来支撑，需要更多
能源资源进口来满足。快速经济增长产生快速能源资源需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国对全球能源影响小于美国
去年，全球石油增长达到超预期的3.4％，为25年来最强劲增长，国际市场油价大幅度上升。有人说，这是由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的，是中国石油需求和进口快速增加所致。这个看法似是而非，存在非常明显的偏见。
首先，尽管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随着居民每百人汽车拥有量增加，车用燃油所占比重将从目前的33％提高到2020年的60％左右，石油依赖度也有可能从目前的40％提高到50％以上。但是，中国目前石油消费只占全球7％左右，大大低于美国的40％，中国对全球能源影响在相当长时期内将明显小于美国的影响。
其二，近几年全球石油价格上升时，美国不仅增加了消费，而且还大大增加了储备。美国原油储备量为6年来新高，今年5月20日这一周的储备增加430万桶，升至3.324亿桶，是原先预期的4倍。汽油库存今年4月中旬达到2.116亿桶，高于历史平均库存水平。美国、日本、欧洲和其他一些储备体系完备的发达国家大幅度提高储备，直接扩大了石油需求，对国际油价产生了影响。
其三，美国对伊战争后，作为世界主要石油产地的中东加剧了不稳定预期，为石油期货市场投机性炒作提供了机会。
其四，美元持续贬值，国际炒家抛售美元买进石油期货和现货，促使油价上涨。今年以来，美元币值转贬为升，石油价格随之转升为跌，说明在目前国际商品货币关系格局下，美元汇率和石油价格之间存在“景气交叉”的关联性变化规律。
其五，俄罗斯尤克斯事件、委内瑞拉和其他产油国家经济和政局不稳，以及石油市场本身周期规律影响，都是造成国际石油市场紧张、油价上涨不可忽视的原因。
在本轮国际油价上涨中，中国石油需求及进口增加只是全部影响中的很小一部分，过分强调“中国影响”，实际上是真正要承担主要责任的国家和国际投机商在转移视线和目标，在推卸责任。
中国经济增长不会诱发能源危机
从长远看，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不会诱发能源资源危机，因为中国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即使是能源资源需求快速增长的2004年，中国能源自给率依然保持在94％左右。在能源生产中，煤炭占到76％，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份额达到68％。中国煤炭储量，按照国家煤炭安全监督局提供的数字是1145亿吨，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总储量数字大一些，为1892亿吨，煤炭地质局的数字更大，为2000亿吨，有人甚至估计中国煤炭资源量在1万亿吨以上。尽管煤炭剩余可采储量在不断减少，但据有关专家提供的数据，中国煤炭开采期还可延续100年以上。
从最近国内外文献看，大家对中国未来能源需求预测只是描述了一个“不变的能源需求情景”，它假定未来经济增长方式不变，假定能源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不变，假定能源需求弹性不变。这些假定对理论分析有意义，但在中国政府准备强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未来实践中，这些假定将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果经济增长方式逐步转变，生产和消费的能耗率降低，就能得到一个可变的能源需求前景。目前中国能耗增长为经济增长1.5倍左右，发达国家为1倍，如果中国经济逐步达到发达国家经济的能耗系数，即使经济增长50％，也可以不增加能源，或者至少出现能源增长和经济增长不完全同步的结果。以电力为例，目前中国单位GDP耗电为发达国家3至5倍，如果工业生产、城市照明工程、家庭消费减少电耗，就可以节省大量电力能源。显然，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节能空间。
逐步推行新的能源资源政策
政府正在逐步推行新的能源资源政策，基本方针是“立足国内，节约为主”。短期看，这个政策开始显示出效果来了。去年全国每万元GDP耗能比1990年下降45％。今年一季度，节能效果进一步显现。吨钢可比能耗，鞍钢下降3.7％，首钢下降12.1％，为历史最好。吨钢消耗新水，鞍钢减少4.6％，首钢减少33.8％，各主要生产线水循环利用率达到93％以上。为了实现持续性节能减耗，政府正在推动建立能源长效机制，形成单位能耗不断减少的新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首先是调整生产和贸易结构。在三次产业中，提高服务业比重，降低工农业比重；在工业中，降低过于依赖能源资源投入的制造业比重，提高科技含量较高的深加工比重。比如，在钢铁生产中，降低钢坯比重，提高板材、线材比重。中国去年钢产能已经超过3亿吨，今年估计再增加4000万吨左右，去年消费2.8亿吨，今年即使增加钢消费，产能依然会过剩，这会要求扩大出口。去年中国还是钢铁净进口国，净进口量3500万吨，今年将成为净出口国，钢材为净进口，钢坯为净出口，估计要超过去年的220万吨。中国目前钢铁生产和贸易结构，既加大了国内油、气资源消耗压力，又加大了水、土资源消耗压力。控制高耗能工业产能，优化工业生产和贸易结构，是今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节能降耗能力的重要产业政策导向。又比如，中国焦炭产能1993年开始超过原苏联，达到2.0873亿吨，去年炼焦能力达到2.5亿吨，在建项目1亿吨，出口占世界60％。今后适当控制焦炭产能，平衡焦炭进出口贸易，加快煤变气进程，减少原煤消耗和直接煤炭资源流失，缓解石油消费压力，也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节能降耗能力的必然之举。
其次是改善能源资源供给。改善能源资源供给，无疑需要考虑加大能源资源投资，扩大能源资源建设规模，拓宽来源渠道。通过建立持续投入机制，保障能源资源供给量稳定增长。近几年，中国电力供求矛盾突出，缓解此矛盾的首要措施是扩大电力建设项目投资，提高供电能力。去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5100万千瓦，打破了美国1971年的年度扩容记录。在过去几年大幅度增加投入基础上，浙江今年将投资90多亿元电网建设，上海明年将有一批大容量机组运行，江苏多个电力项目建设两年内将陆续投入运行。当然，在扩大电力建设投资时，要注意短期和中长期平衡，不能出现短期过度投资，电力过度投资带来的问题与几年前电力投资不足带来的问题一样，后果严重，政府最近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改善能源资源供给，除了投资外，储备也很重要。中国应当加快建立具有反市场波动功能的能源资源储备机制，包括国家战略储备和企业商业储备，液体燃料储备和固体燃料储备，货币储备和物资储备等。在这方面，须要研究和吸取发达国家经验。中国现在以外汇形式存在的货币资产储备偏多，缺乏必要数量的、除粮食以外的其他战略物资(石油、煤炭、贵金属材料等)储备，这种过分单一储备模式风险很大，应当及早构建新的国家储备模式。增加投入和储备，是解决能源资源供给的必要措施，但是仅有这些措施还不够，还需要在调整能源资源供给结构上做更多文章。在尽快建立长效节能机制基础上，开发新能源，加大可再生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少对原煤原油和天然气依赖，这是中国能源资源长远发展的基本战略选择和政策取向。
最近几年，中国在核能开发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主要由国家掌控的国有公司来推动，对缓解能源矛盾做出了贡献。长远看，核能开发前景广阔，应用空间很大，但从生态和未来人类安全角度看，这方面开发应当有节制。应当在保障人类安全以及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前提下，寻找填补能源供求缺口的其他有效途径。加快风能、水能、太阳能、沼气能、生物能和其他合成能源的开发和应用，恐怕是解决未来中国能源问题的主攻方向。
水能开发尤其重要。这几年，政府和企业都在努力做好这篇文章。除国有控股公司直接投资建设三峡电站等大型水电工程以外，还有大量民营企业参与了小水电开发，他们为缓解国家电力能源紧张矛盾做出了直接贡献，这个路子还要继续走下去。政府下一步要做的是，在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基础上，规范开发行为，建立有序、不损害环境、不打破自然生态链的水能资源开发秩序。
在实施科学内陆保水、养水、调水措施同时，合理开发地表水和开采地下水，有效利用内陆来水和存水，是非常重要的。但这还不够，还应当及早考虑选择长远水能开发途径。现在国际上努力寻找海水淡化解决方案，由于技术和成本两大瓶颈制约，这个解决方案实施困难，但人类有智慧和能力克服这个困难。如果海水淡化技术突破了，开发利用成本逐步下降了，那么人类最终将会从目前能源困境中走出来。中国沿海线长，利用海水淡化解决能源压力，应当不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事实，关键是在这方面思考，去行动。
中国地大，地表和气候区域差异较大，风能资源比较丰富。据测算，中国拥有风能储备量最低大约32亿千瓦，可开发装机容量约为25.3亿千瓦。近几年，风能装机容量每年一直以50％左右速度增长，即使这样，中国目前风能占总能源比重还很低，风能开发潜力还很大。
用生物能源替代石油产品比例，美国预计在2020年达到10％，欧盟达到15％，中国政府也正在采取措施加快开发生物能源步伐。中国每年产生大约7亿吨秸秆，可转化为1亿吨生物燃料酒精，到目前为止政府已经批准了几家燃料酒精试点企业，利用生物资源生产燃料酒精，提供生物能源。南方3亿亩荒山坡地可种植油料作物，生产生物能源相当于3个大庆原油产量。在生物能源特别是氢燃料开发方面，日本和欧美虽然走在中国前面，但差距不太大，落后时间不很长，如果政府采取更加有力政策措施，运用减税、贴息等手段，给生物能源开发企业更多、时间更长政策支持，中国生物能源部分替代煤油和气进程就可以加快。
其三是加强能源资源需求侧管理。以电为例，近几年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几乎可以称之为“电荒”的缺电现象，这个现象在东南沿海尤其突出。今年全国缺电最大预估值约3000万千瓦，其中国家电网系统缺电2500万千瓦，地处长三角的江苏约缺600万千瓦，上海缺200万千瓦，浙江供电能力1200万千瓦，需求为1900万千瓦，三分之一靠外电购入，供求缺口约为700—800万千瓦。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缺电问题呢？增加电能供给当然很重要，但还需要继续强化需求侧管理，要实行限电、节电，减少终端用电，特别是减少高端用电需求。这既是短期平衡的必要措施，又是实现中长期均衡的重要途径。
近几年，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加强了电需求管理。上海启动景观灯、路灯节电示范工程，淮海路商业街35座跨街景观灯、6500个40瓦白炽灯全部换成只有3瓦的节能型冷阴极灯，节电率90％。国家发改委组织实施、全球环境基金(GEF)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资助的“中国绿色照明工程促进项目”，到4月末已经推广了42万个高效灯具，53个单位参与。对高耗能灯具进行替换，全年可节电700万千瓦，节约发电用煤4000吨。江苏省正在指定《江苏省电力需求侧管理(DSM)》，对工业电机、工业空调、家用电器、居民照明灯8个项目实施10年的DSM能效投资计划，这将为节电做出巨大贡献。在增加供电能力同时，加强电能需求管理，预计全国将在2007年前后基本解决自2003年开始的“拉闸限电”问题。
除了电以外，水、油和其他能源资源也要强化需求管理，通过技术改进、结构改变，促使生产、生活过程中能源资源链条优化，以细化管理等方式实现能源资源再利用、再循环，从而达到节能降耗目标，发挥能源资源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支撑作用。
其四是灵活运用价、税杠杆，调节能源资源供求关系。灵活运用价、税杠杆调节能源资源供求关系，是近几年政府平衡能源资源市场供求关系的重要手段。今年3月23日，在国际汽油价格上涨到每桶55美元以上时，国内每吨上调300元。5月23日，当国际汽油价格下降到每桶50美元以下时，国内每吨调低150元。电、水和其他能源资源价格变化，也越来越随供求关系变化而随机调整了。税的方面也如此，今年以来，对粗钢、纺织品出口实行大幅度加税，除了对外贸易平衡方面考虑外，也有国家能源资源整体战略考虑。当然如何灵活运用价、税杠杆有效调节投资、贸易以及能源资源供求平衡关系，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比如说征收燃油税问题，发达国家一般采用高税率，但也有差别，法国是300％，德国是260％，日本是120％，而美国只有30％，中国应当开征多高燃油税？从节约能源角度看，应当高一些，但从近期消费需求扩大角度看，又不能太高，所以要统筹考虑。节能和增长，是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应当认真处理好的基本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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