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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争论一直不断，笔者认为，外汇储备不能简单地用“多”或“少”来评价好坏。由于各国及其在不同时期的情况不同，因而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各异。
传统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能满足该国的3至5个月的进口付汇需求即可。亚洲金融危机后，对外汇储备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不能低于该国短期的外债规模。随后，有些国际金融机构提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的规模，应当能起到维护金
融稳定的作用为佳。随着外汇储备的功能在实践中不断拓展，外汇储备的理论也在丰富和发展。但到目前为止，对外汇储备的规模问题，还未在理论上取得共识，恐怕在短期内也很难取得共识。
外汇储备是经济运行结果一国的外汇储备，通常有两大来源；一是经常项目的顺差，即出口大于进口的部分；二是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即资本流入大于资本流出的部分。外汇储备作为国际收支的平衡项目，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不应是国家刻意追求的目标。近年来，我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加，充分反映了我国经济运行情况的良好状态，更重要的，它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是巨大的。
首先，6000多亿外汇储备是我们稳定人民币汇率的重要保障。其次，较高的外汇储备是我国充分利用外资，安全偿还外债的保证。第三，外汇储备既然主要来源于对外贸易的顺差，当对外贸易出现逆差时，为了平衡经济，也要用外汇储备来清偿或弥补。第四，人民币正在走向国际化，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这个趋势客观上要求较高的外汇储备做基石。
外汇储备负作用缺乏根据有人认为，过高的外汇储备将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理由是:一方面，外汇储备往往会导致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储备外汇也就是购买国外的资产，因此，储备的越多，国内的经济资源就越多地用在国外，这将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甚至影响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们认为，从实践看，外汇储备的这种负面效应并没有像有些人想像的那么严重，因为很多经济变量的传导机制在中国还并不顺畅，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在外汇储备问题上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特殊情况。
下面我们从通胀和经济增长两个方面对外汇储备增长较快的负面影响做些分析:
首先看外汇储备与通胀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货币供给Ms=(R ＋D)K ，其中D为国内信贷，R为外汇储备，K为乘数。通俗地说，基础货币包括外汇储备和国内信贷两种形式，外汇储备的增加将直接导致基础货币增加，相应会增加通胀的压力。外汇储备的这种作用有扩大的趋势，因为它在基础货币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如1992年外汇占款只相当于基础货币的11.4％，到了199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8.9％，1998年高达45.0％，如果以1994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为参照，那么在随后的4年中，在每年的基础货币增加中，外汇占款增加是一个最突出的项目，4年平均占基础货币增加额的64％，可见，外汇占款在中央银行资产运用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我国基础货币的增量起重大作用。
在理论上，外汇储备与通胀的正相关关系并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具体到我国的实际，实证分析表明，外汇储备对通胀只是造成一种压力，我国的外汇储备与物价水平不存在有说服力的相关关系。我国从1993年下半年起，明确提出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通胀率渐渐回落，而在该时期外汇储备从736亿美元增加到1050亿美元；近几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也一直在大幅度增加，但并没有造成通胀或通缩的压力；有学者曾对此进行数量化分析，结果是:我国外汇储备与物价指数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可以认为，随着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外汇储备的增加和减少不会对我国物价水平造成现实的巨大影响，尤其不适宜将通胀压力作为减少外汇储备政策建议的根据。
其次，考察一下外汇储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经济理论看，外汇储备与经济增长应当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因为现阶段，我国国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是高于外汇储备的边际收益率的。目前，在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采取了“对冲”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在收购外汇投放基础货币的同时，相应收回或减少发放再贷款等信用贷款。因此，过快的外汇储备增长率将导致货币发行收入转入外汇储备的账户，财政、信贷紧缩，造成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尤其对于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我国，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是结构调整所需资金的来源，外汇储备增长客观上提高了国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也就提高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成本。这一点，在外汇储备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实证回归分析中，得到了证实，两者具有高度负相关的特性。
但是，在这一点上，也是模糊的和有疑问的。持有储备固然有很高的机会成本(国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与外汇储备的边际收益率之差)，但是在任何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中，都很难把外汇储备的隐性经济效应考虑进去。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的外汇储备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我们理解外汇储备的主要功能在于弥补可能发生的国际收支赤字、平抑外汇市场汇率波动和充当清偿对外债务的保证，而现在，维持人们对国民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信心恐怕是外汇储备的更重要内容。外汇储备的多少与公众的心理预期，以及国际的套汇套利集团的行为，都有着显而易见而又微妙的联系。外汇储备的防范作用甚至已经高于其实际补救的作用。这种收益与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的关系，是很难量化的。我们认为，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特别信用证，外汇储备越多越有利于吸引国外投资或到国外发行债券，从而加快国内的经济发展。
怎样看待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持有外汇储备是需要成本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外汇储备过多，意味着从国内抽走的物资越多，是一种变相的物资闲置。因此，过多的外汇储备，将人为地减少本国国民经济对其资源物资的有效利用。一国外汇储备作为平衡该国国际收支、稳定该国货币的汇率及应付意外突发事件的支付手段，其额度过低，是不合时宜的；另一方面，额度过高又等于使这部分可用作投资的资产处于闲置，因为持有外汇储备的同时，就意味着放弃了在国内使用它所可能获得的收益。因此，外汇储备和其他很多经济变量一样，肯定存在一个适度规模的问题。
目前，很多学者在分析国内的外汇储备规模时，经常套用一般性的外汇储备理论，并得出中国的适度储备规模在某范围的结论。这些理论无非是:一是储备/进口比例法。美国经济学家R.T r i f f i n 于1960年提出，一国的外汇储备应与其贸易进口额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20％为低界，以维持三个月的进口为标准，合理数量为该国年进口额的20％－30％。二是机会成本论。认为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就是国内的投资收益率，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越高，则储备的保有量就应越低。三是货币供给决定论。由货币主义学派Herry.J o h n s o n 等经济学家提出。该理论从货币供应角度来界定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四是储备/债务比例法。该理论认为外汇储备规模与外债规模之间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外汇储备量约等于全部外债余额的40％。此外，还有一些不甚流行的外汇储备与GDP比例关系的理论等等。
我们认为，这些理论的适用性是值得商榷的。各国的国情不同，对外依存度不同，外债的规模和结构不同，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及其相应的供需弹性不同，外汇制度的不同等因素，都对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产生影响。例如，按照Triffi n 的理论，外汇储备应当大约维持3个月的进口，而事实上，美国和法国只持有1个月进口额的储备，泰国7.2个月，印度10.5个月，印尼4.4个月，日本则一直保持相当于6个月进口额的储备，但是我们很难判断美国和法国的外汇储备太少，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就差，事实上，东南亚国家大多持有相当于6个月以上进口额的外汇储备，但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还是觉得储备太少。
再如根据储备/债务比例法，储备应该占当年外债余额的30％左右，按照这个说法，我国外汇储备在500亿美元就足够了，事实上，由于我国外债的结构相当合理，60％的外债是中长期外债，我们甚至只需要有600亿－700亿美元的储备就够了。但是，这个数量可能与我国吸引外资的质量、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声誉都不相称。比较而言，机会成本论是一个在逻辑上严密的储备规模理论，但是并不具有可操作性。一国外汇储备的收益率绝对不能仅仅从其资金运用的收益率来衡量。
衡量外汇储备是否适度，应该更注重实证分析，而不仅仅是理论判断；更注重国情的分析，而不是对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一般性论证。目前形势下，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多是好事，最重要的不是去控制外汇储备的规模，而是去管理好外汇储备，提高外汇储备的运营效率。在管理外汇储备的过程中，除了要注意减轻其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外，还要合理选择外汇储备的币种组合和资产组合，也可以考虑将外汇储备与国有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银行的改革和国际化经营战略结合，与周边国家联合开发我们需要的资源，特别是能源，使外汇储备创造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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