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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集团和申万巴黎的第二轮出牌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5月26日 03:43 第一财经日报

  证监会推动“第二方案”向文波:“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张惟闵:“我们不是很紧迫”

  本报记者 刘浪 方玉书 发自长沙广州

  “这会是真正最后的方案吗?”当面对第一个这样的问题时,三一重工(资讯 行情
)(600031.SH)执行总裁向文波有些尴尬。但当接下来数个记者都揪住这个问题不放时,他倒没有了尴尬,而是进行紧张的解释。

  昨天9时30分,三一重工在刊登了其修改的第二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的第一时间,立即召集全国数十家媒体的记者,在三一集团的一号楼一会议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文波一再强调,“这次的方案是铁定了,不会再修改了。”

  来自全国数十家媒体的记者,看出了三一重工和向文波不同以前的谨慎,一个明显的例证便是,对专门修改的方案提供了一个“文字说明版”。“前面的方案,被很多人误读,现在必须以文字为依据才行。”

  而向文波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促成“第二方案”的出台,中国证监会也起到推动作用。

    流通股股东未表态

  从10股送3股派8元,改成10股送3.5股派8元,前后两个方案一对比,非流通股股东确实在“第二方案”中作出一定让步。但对于10股增送0.5股的让利,流通股股东真的会“感冒”吗?这始终是向文波心里悬而未决的问题,“现在想改也没时间,来不及了。”但是,如果股东大会不能通过呢?“那三一就真不知该怎么办了。”

  三一重工方面急着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也是希望在方案公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更多的支持者,目的就是希望股东大会投票能顺利通过。

  然而,在流通股股东方面却显得异常平静。在推动三一集团作出让步修改方案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公司第一大流通股股东——申万巴黎盛利精选基金的基金经理张惟闵告诉记者对新方案的看法:“我们还在讨论,没有决定是否接受。”

  张惟闵即将要出一趟国,作为申万巴黎的投资总监,他不在公司,讨论也是没有意义的:“我要下周三才能回国,到时再讨论是否接受这个新的方案,投票是下个月10日再举行,时间上不是很紧迫。”

  相对于向文波的忐忑不安,张惟闵此时显得更从容。

    第二方案背后

  真的不会再改了,这就是最后方案。昨天,向文波再次向记者表态。此前,在第一次方案出来后,向文波曾经向媒体表示,“现在公布的方案就是最后的方案,我们不可能再让步了。”

  按照向文波的表述,此轮新的修改方案,是三一集团在充分考虑到广大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和意见后决定的,“方案的修改,同样是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充分沟通的结果。”对于此前其“最后方案”的提法,向表示,那只是在当时那个时间点的一种考量和提法,“在当时看来,不是我们不想改,但是修改的条件不成熟”。

  据向文波介绍,此次方案修改,是在证监会提出意见、三一集团自身也顾忌流通股股东意见的情况下进行的。至于证监会到底提出了怎样的修改意见,向文波没有回答。

  在初选方案出来后,便有消息称申万巴黎等机构将提出新的修改方案,并将说服三一重工尽量多地采取这一蓝本,但向文波对此予以了明确否认。他表示,按照程序,修改方案是董事会的事,最后的方案也是董事会的意见,跟流通股大股东无关,“他们最多也无非就是三四百万股。”

  但是,张惟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表示,申万巴黎确实是制订过自己的方案,“三一方面应该是知道我们的方案的,但我们始终没有向外界透露过我们所提出方案的内容,因此也不能对新方案作任何对比”。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向文波昨天好几次重复了这句话。

  向阐述了“痛苦”的理由:按照这次改革的精神,三一集团只要作出承诺,例如股价不低于多少,保障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就可以过关。而三一集团不但承诺了一个极高的股价,而且还真金白银地多拿出300万股,这是非流通股股东对巨大利益的割舍。

  他强调,三一集团这样做只是为了股权分置改革一个良好的愿景。“三一不是在犯傻。”他同时预期,未来其他股权分置改革企业的对价一定会比三一重工低,因为“没有几个企业能开出我们这样的对价,并作出如此的承诺。”

  向表示,此前没有修改方案也是因为缺少渠道。“有些事情不是三一能说了算的。”但这次方案修改是充分听取了各方意见,并和有关基金进行了沟通。第一个方案关乎“企业之利”第二个方案关乎“国家之责”

  “国家之责大于企业之利。”向文波表示,这是此次方案修改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进一步阐述道,三一集团一直以成为中国改革的实验田为理想。此次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提高了支付对价率,并为大股东的减持和退出设定较高的条件,这是三一集团为资本市场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应做的贡献。他认为,非流通股股东将要付出更高的支付对价,但一个健康、成熟、规范的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更为重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长远之利大于短期之利。

  那么,作为最初的方案,到底是基于“国家之责”,还是“企业之利”呢?向文波明确表示,如果说“企业之利”,“原来的方案就是很好的了”。他同时认为,之前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关于在其有生之年不会放弃对三一重工的控股权的提法,也是基于“既是国家之责,也是企业之利的需要。”他很认真地说,这是三一集团真实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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