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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郑筱津做的工作，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是带着梦幻的色彩———设计一座城。作为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规划所所长，郑筱津的手里总有三四座城市的规划任务在同时做着，平均一个城市的初步规划要做下来至少得在两年以上。
对郑筱津来说，她的工作和浪漫的城市理想毫不沾边，更多时候，是与各个方面的不断的拉锯和妥协。在做城市总体规划时，当地领导的贪大思想是最常遇到的问题，一个城市
明明现在只有50万人口，却偏要按照200万人口来做规划。这个时候，郑筱津她们总要尽最大努力进行解释和说服，这种说服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奏效的。而局部的问题上，妥协的一方就经常是规划师了。郑筱津记得，在一座西北内陆城市，讨论绿化植物的选择时，市领导坚持大面积引进并不适宜本地生长的樱花，结果是种了很多，也死了很多。
并不是规划中的所有分歧都能在最后时分达成妥协，郑筱津也曾经为此丢过项目。在为南方某城做路网规划时，郑筱津曾与当地一把手产生了强烈的分歧。这座城市中有一座革命纪念碑，当地领导想要以这座纪念碑为中心，模仿巴黎以凯旋门为中心的放射状路网结构，布置全市的交通干线。而郑筱津和同事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种路网结构的可行性很差。尽管耗费了很长时间进行沟通，双方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后退半步。最后，郑筱津她们只能退出了项目，由另一家规划院接手。
周榕曾经兼职在山西某市担任市长助理及总规划师，在这里，除了一样的身不由己，他体会到的还有强烈的孤独。
有一次，周榕为下属一个县做商业街规划，区域内有一段明代城墙，周榕沿城墙设计了绿化带，而区领导坚持要沿墙做成商铺。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市长介入，但区领导的决策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商铺建起来了，城墙被完全遮蔽。
“规划即政治。”郑筱津在总结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的工作经验时，深有感触地说。
“做城市规划的人，本应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工作两三年后，他的理想主义色彩就被磨去了一半。如果他还想吃这口饭的话，五年之内，一定会变成彻头彻尾的妥协论者。”周榕这样比喻：“如果有人对城市犯了罪，规划师绝对不是主犯，但他也一定难逃干系。”
（文／曹红蓓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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