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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立新 王霞
股市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始终有效的，当股市失灵时，政府干预是必要的。股市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通过与实体经济的内在联系，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在虚拟经济规模庞大、股市交易量大大超过实体经济总量的今天，股市运行亟须政府干预。政府干预股市，就是要保持股市平衡运行，发挥其带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限制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
响。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使市场机制完全失灵。政府部门再次挺身而出，试图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认为，在有效需求不足时，国家应当成为调节经济并确保其良性运转的关键力量，国家必须主动地干预市场，纠正市场偏差。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性能源危机导致了以“滞胀”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萧条。西方学者开始批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并导致向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复归”。随后，新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产权学派、新制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新自由主义思潮纷纷登上理论舞台。他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弊端恰恰是国家干预的恶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剧，国际竞争更为激烈，“第三条道路”由此应运而生。在欧美主要国家相继执政的左翼政党和中左派联盟重新选择了中间或中左派道路，即对资本主义的放任自由模式进行严格而有序的管理，政府干预思想重又登上前台。
在政府与市场这两大对立的经济思潮的兴衰交替中，形式上是简单的回归，而内容却是理论发展中的否定之否定。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经济学家的这种关注和争执仍将不会完结。
政府是否干预市场，实际上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选择。一方面，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又能自发地调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个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这两个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各具其长，各有其短。完美的市场与完善的政府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它们都存在“失灵”的潜在趋向，片面地坚持“市场万能”或“政府全能”都会走向极端。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市场和政府缺一不可，经济发展和繁荣不能单纯依靠某一方的作用，而是有赖于二者关系的协调互补和良性互动。市场缺陷是政府干预的必要依据，政府也并非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市场缺陷和政府失效在一定程度上又都难以避免，因而，应该将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促进经济发展。
在我国证券市场，一直存在所谓的“市场派”与“干预派”之争，而且还折射为对股市是有效还是失灵的争论和褒贬。“市场派”最大的问题是无视股市的不完善性，把现实同理想状态等同起来。“干预派”认为现实是不理想的，股市常常失灵，诸如总量非均衡、结构非均衡和外部性等等。问题在于我国股市失灵基于股市制度缺陷和政府干预乏力，使股市陷入新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所以，就中国股市实际情况而言，由于市场主体不完善，市场秩序不健全，市场机制不成熟，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要市场还是要干预。政府对于股市，其主要工作就是完善市场主体和健全市场秩序，因此既不应沉迷于政策干预，也不应听任事态自流而不干预。
索罗斯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效率的金融市场，也不存在所谓的由资产内在价值决定的均衡价格。这也是基于行为金融学的基本思想。他还认为，股价和交易行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交易行为对股价的单向决定，而是相互决定，中间的桥梁是市场心理，即通过股价和交易行为之间的相互循环决定，股价间接地决定了自己。换句话说，股市通过与交易行为及市场心理的交互影响，结果是“市场决定市场的自我循环”，直至市场运行趋势发生逆转，并开始新一轮反方向的循环。这种股价自我循环运动必然造成股价的过度波动，因为市场参与者的主体都按照市场趋势进行买卖决策，以致不断强化市场趋势本身，直至这种单方向的市场能量释放完毕，并开始反方向的运行趋势。
索罗斯的理论从技术分析的角度给出了股价过度波动的原因，他主要关心纯粹的股价波动趋势中获取差价收益，是典型的投机思维，这与他作为职业投机者的利益取向是一致的。但它确实表明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以股市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相对于实体经济，其价格有过度波动的特性，并和实体经济之间发生相互的连锁反应，从而冲击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
市场的有效性保证股市自动围绕由实体经济状况决定的均衡水平波动，暂时脱离均衡不足以影响实体经济。在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规模较小的情况下，上述理论基本适用。但在虚拟经济规模庞大、金融交易量大大超过实体经济总量的今天，股市的运动已成为影响实体经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可以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已由单向决定变为相互决定的互动关系。
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更是加重了股价偏离实体经济的幅度。在一定时期内，世界范围内的游资总量是既定的，当各国由于经济周期的非同步性使其股市出现强弱格局的不平衡时，规模庞大的游资根据市场趋势进行“趋强避弱”的操作，这将引起强弱的更加分化，即“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使股价愈发偏离实体经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亚洲各国在内的投机性资金纷纷出逃并涌入美国股市，使亚洲经济“失血”的同时，也给美国股市带来了泡沫，美国经济当时连年快速增长，很大一部分即来自这种泡沫成分。从2000年开始，美国股市开始进行了反向修正，美国经济也同时步入衰退，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当事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股市是自由市场原则体现最为彻底的地方，股市上的自由交易原则是股市效率和公平的保证。经济发展史证明，金融中心总是出现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伦敦、纽约、新加坡、香港等无一例外。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市场价格将围绕由经济增长率、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率等经济变量决定的均衡价值上下波动，这种适度波动不致对实体经济构成多大影响，因为市场各方不断交易的结果使市场自动走向均衡，根本不需要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运动。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仅仅是制定交易规则、规范交易行为、严格信息披露，以保证交易过程的效率、公平和透明，任何超出上述范围的行为都将被认为是对自由市场原则的侵犯。
市场经济的两大要素是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政府直接干预市场，一方面可能会降低市场运行效率，另一方面还有可能关系经济民主的问题。经济民主指各经济利益主体在市场竞争中享有同等的经济权利，并应履行相同的义务。政府直接参与股市交易，必然会选择具体的股票作为交易标的，这样就有偏袒该股票所属上市公司之嫌。这些股票由于受到政府大笔买盘的刺激，股价上涨幅度大大高于其他股票，此类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得益也因此大大高于其他公司股东。显然，政府干预股市交易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对市场各利益主体并不均等，可以认为是破坏了经济民主。
但是，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继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香港经济受到较大的冲击，股市就是国际投机者操纵的工具之一。为了防止股市连续大幅下挫对经济增长构成重大危害，香港政府及时果断地采取了这次狙击行动。而目前极度萎靡的我证券市场急需要进行适当的政府干预，否则带有历史旧病的中国股市很难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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