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卫星：解决股权分置是当务之急
造成股市现在状况的我认为主要是五个方面的问题。
有人说，政府管理层是中国股市最大的坐庄机构，这个表述是很形象。它其实是商业化的机构，把股市从低位托起来是为了上市融资，也就是为了圈钱，政府对股市的认识存在
误区。现在有一个说法，在融资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到市场的承受力，这是一种转变，但这种转变还不够。
第二个问题就是微观层面，在上市公司的结构和市场结构微观的错误就是特殊的股权分置，也叫股权分裂。
还有一个错误就是宏观结构层面上，中国缺乏多层次的股票市场。
第四就是整体游戏规则的扭曲。市场的游戏规则逻辑体系是不循环的，不是闭合系统。它是单向的，股民拿钱来，然后其他的机构分享利益，券商分享一部分利益，税收分享一部分利益，上市公司拿走一大块利益，但股民并没有获得回报。这需要花很长时间，整体的系统需要梳理和结构的重新搭建，这是需要政府部门做的事情。
第五就是公司治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这五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有一个轻重缓急、孰轻孰重。股权分置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解决全流通不是万能的，但不解决全流通是万万不能的。
在股票市场圈钱的环境里面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我们应该先搞好市场的结构，以市场的力量纠正公司治理的问题。这样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股权分置，不解决股权分置别的东西都定位不了，别的东西都会走偏，走到反面去。
作为我个人来说，解决方案有两套，一套就是历史追溯，公司法第四条讲过，你对公司的投入是享受权利的必要条件，我们清算一下，(各方)对公司的投入多少。因为是上市公司都很透明，都可以查到。具体做法有三种：缩、扩和送股。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非流通股自己定价，流通股利益特殊保护。我认为三年或者五年成交量加权平均法还是可以的。我走访了很多企业，他们也愿意作出让步。这两种方案，作为上市公司来讲给你两种选择，要么选择历史追溯，要么保护流通股东的价格，你尽可能的定高，但是股价涨不上去就说明你的定价不合理。方案我们设计制约条款以后，随便试，我们做了很多的实验，不怕操纵，谁愿意操纵谁操纵。
我个人感觉从技术手段解决股权分置并不是什么难题。95%的公司都可以按部就班，只有5%的公司有一些困难。当然实施方案过程中还需要一些配套措施。
股权分置解决的时候，还要有一个对冲机制，涨高了应该采取什么对冲机制，如果不涨，还是很弱，我们还应该有什么措施，正负措施都有。我看到一些搞股权分置的人的看法，“这个不难，我解决完了之后过两年之后就上了5000点了”，这些都要提防，如果上了5000点怎么办？那可能真是中华民族的整体灾难。
韩志国：现在不是最好时机
股权分置应该解决，但现在按照原来的思路很难解决。中国股市现在面临的环境是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环境。解决全流通去年3、4月份是最好的时机，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时机。
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去一年对股市破坏性的建设。去年股市政策就是摧毁了股市的原有基础，就是价格基础。从增发开始到整体上市，摧毁的都是原有的供求关系。QFII进来之后，股权结构进行了调整，后来又是新股询价、C股，C股市场虽然已经叫停了，但阴影挥之不去，现在又有一个A＋H，这把中国股市原有的基础摧毁了。新的价格基础没有，又不具备解决股权分置的条件，而股权分置又必须解决。
现在解决股权分置最大的问题就是股价太低。目前情况下，所有送股的思路根本行不通，所以政府最近提出两个思路，一个是把A股变成含权股；还有就是把股市变成整股(现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都是残缺的股票，要把它变成整股)。
要解决股权分置的问题，只能在牛市的氛围，在熊市的氛围下根本不可能解决。目前的股市点位下，以前的方案都已经不适用了，今年股市解决全流通问题难度很大，也许又是一次重大失误。
曹远征：不可能统一政策，但财政要支付成本
从去年来看，价格形成机制是有问题的，可能要解决价格形成机制就不要考虑水平问题，水平问题就是时机问题，不是必备的条件。
第一如果考虑政治、政府，可能全流通股价不能低于净资产，这不能说是绝对底线，但可以说是一个原则。
第二，证监会征求这么多的方案，暗含了一个误区，这大概是一个流通股和非流通谈判的结果，谈判结果有很多种，不可能一刀切。
第三，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一公司一策，一个公司一个方案。
第四，在这个基础上肯定是循序渐进的，要搞试点。
第五，由中介机构来协调这个谈判，最后得到共同认可推行下去。可以说是由点到面逐步推进。
从大股东根本利益上考虑，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股市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会造成系统金融风险，把银行等都拖进去了；第二是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主要方面)是股份制改造，上市以后对巩固治理结构有好处，如果融资的功能不存在，改制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和损害，这是根本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股权分置的问题必须解决，因为股权分置不符合一般市场经济规律。也只有股权分置解决以后大家才能够同股同权，才能够公平交易，才能够竞争，因此这是前提。
在考虑中国特殊情况下，股权分置又不可能是统一的政策。因此应该采取分散决策的办法，自下而上，从中国改革经验来看也具有可操作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引导的。
我同意不设原则，(指的)是不设条条框框，但是要谈判。
第三就是操作的问题，最核心是操作成本的问题。既然国家认识到这个制度的建设是根本建设的话，改革肯定要付成本，这个成本只能是全国老百姓付，那就是财政付。但不能说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你小股东，我要给你补偿，而是面对全体国民，建立一个制度，要支付某种成本。
华生：权证方案可以尝试
股权分置现在要解决，在方方面面包括管理层都没有异议。
原则和方向上，我个人认为分为两种，一种是市场化，一种是非市场化。我感觉市场化的方向占主流。
如果股权分置现在不解决最后就不用解决了，就像H股，H股也是分置，股价跌到一定程度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拖下去就是流通股股东单独来负担股价下跌的损失。
我在2000年、2001年说，由于股权分置的问题、国有股减持问题的提出，中国股市将进入长期的熊市。在每年年初的讨论时我都说股价中枢会继续下移。我现在还重复这个话。股权分置问题不解决最后会自然接轨，我们不希望错过解决股权分置的最后机会，现在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会有希望。
用补偿追溯等办法，我从来不赞成。在解决全流通的时候，重要的是不要对流通股股东造成进一步的伤害。这个底线能保证的话，流通股股东就能够得益。
现在的分散决策的方案，我个人认为可以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没有结果。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投票不足法定投票人，第二勉强凑足了法定投票人，又被否决了。这两种情况就会造成大部分(公司的方案)旷日持久通不过，这样会给资本市场带来长期的振荡。
我个人提了一个方案，就是权证的方案，它特别符合含权的思想。既然是含权，就要把同股同权摆在一边，把权分离出来进行交易。
我不认为哪一个人提的方案就是最好的方案，但可以沿着市场化的方向找出有结果的方案，而过去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所做的努力太少。
钟伟：给出底线、司法公正、市场决定
2002年张老师(张曙光，编者注)召开了一个会，我就谈过国有股减持的问题。现在的讨论和2002年相比不仅没前进，反而倒退了，就是从国有股减持变成股权分置问题的讨论。
这也是两年前我的一个想法，我们不谈定价只谈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不管法人股还是国有股，你愿不愿意释放自己的控制权。如果不愿减持，就要告诉投资者你永远不减持。如果说要减持，要减持到什么程度，政府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如果政府不告诉底线的话，政府就没有动力做事情。
整体的、宏观的、适用于所有上市公司的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方案的推出要么就是大涨，要么就是大跌，对股市都是摧毁性的。因此方案就是股东的博弈，和权利不介入是有关系的，跟第三方介入是有关系的，第三方介入是为了保证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交易的公平。
第二，怎样形成交易制衡机制。流通股股东投票之后，要为投票承担后果。但是这种冲击对市场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毕竟是个案。关键就是如何形成一个好的交易的制衡机制，我们现在没有。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清晰了解在这种所谓分类表决、分散决策的过程中，种种行为当中的可诉讼性问题。你看证券法(规定得很含糊)，大股东挪用多少资金，课以多少罚款。谁去课以这个罚款？是证监会，还是法院？课以谁的罚款？
不是所有的非流通股都要流通，有一些可以永远不流通，有些可以暂时不流通，但一定要告诉大家。
我们还是回到微观市场的定价来，最重要就是司法公正，第二政府给出底线，第三交易双方不要把股东之间的转让股权的交易行为上升到权力介入的普遍定价的行为就完了。
袁钢明：要下痛手
现在股市确实到了最后的关头了，不仅宏观经济好股市涨不上去，反而股市差，把宏观经济也破坏掉。我刚去新疆做过调查，新疆就是从啤酒花在股市出现问题，牵扯一大批银行贷款，把新疆经济拉下去，把股市拉下去，最后是信托公司、金融公司，又造成个人债券等一系列问题，现在又出现新的金融危机。
现在股市已经成为支持国有资产最根本的东西，现在是甩不掉，但也不能不管。我的意思就是下痛手，根本不可能做到两边兼顾、统筹兼顾，谨慎处置。下痛手的时候要让国有股东承受一点儿大痛苦。
我原来对股权分置没有什么兴趣，关键是国有圈钱机制，国有股东在市场上不公的特权地位。(这些)不解决的话，股权分置解决了也没有用；但股权分置是一个切入点，如果不解决的话，可能更加保护了国有股股东。什么时候小股东能站在有能力和大股东抗衡的位置上，事情就好办了。
第一，应该设原则。所谓不设原则指的是国有大股东可以按照现在市场价格进行减持，这是股民已经答应。第二，痛下决心，不是痛下让股市推倒重来的决心，而是让大股东得到溢价的利益要痛下下去。
张曙光：非流通股要找出代表者
股权分置是股市很大的问题。很多问题往回走恐怕很难，还得朝前走。我关注三个问题，第一是前提，第二是方案，第三是结果。
非流通股谁来代表？一定要找出来。而且确实要有一个时间界限，有一个最后的可执行的惩罚。但关键还是有最后能负责任才有可能行动，成本由国家负责说得过去。
这套方案不可能是宏观决策，必须放在微观里面去，让他们去掐，掐的结果决策层予以承认就完了。
有两条原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新股发行必须全流通，或者承诺永远不流通。二是双方都要做好承受这个结果的准备。
王连洲：按照国九条体现对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倾斜
今天讨论很受启发。市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这涉及到股民的信心，还有一系列的严重问题。银行要发行股票，金融市场还要健康发展，还要维护金融安全。
解决股权分置有一个根据，就是说股权分置可能在原来制度设计的时候就错了。
解决的方向应该按照国九条，就是利益的倾斜问题。在制度设计的多少年来对流通股股东太不公平，现在要解决，就要拿出一定的补偿。我并不完全同意追溯历史，那不现实。只是在现有的股权结构下，能不能降低一些比例，可以搞一些办法。
股权分置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证券市场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市场到了现在这个程度，不仅仅是这一个问题造成的，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诚信问题、社会环境问题、政治体制的问题等。我想，先拿出主要的，集中精力协调好各个监管部门。股权分置要解决，需要对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资委等部门充分协调。
巴曙松：分置解除后公司控制权争夺会空前激烈
我觉得经济学家做了一个贡献，就是把概念讲清楚了。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笼统的原则性的讨论非常多，具体的方案讨论、方案的成本收益的讨论非常少。
现在指数的底只是象征意义的，实际上有两个政策底，一个政策底就是现在的盈利模式下，证券公司有133家，主要的收益亏损来源就是二级市场投资，他们巨大的仓位乘以这几年股票市场价格的下跌，就可以测算出指数到底下跌了多少。比如现在1200点，跌到1150点，或者1000点，市场的缩水导致整个资本金全部亏损完毕，这是第一个政策底。第二个政策底就是自然接轨，股价跌到跟净资产差不多，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底。
从动态的角度看，不完全会跌到第二个政策底，因为场外有资金，它是风险市场。
所以我想讲的第一点是，不存在时机选择的问题，并不是说一定要在牛市解决，或者一定是在熊市解决，因为这个问题越拖延流通股受损越大。过去一年本身就是试错的过程，现在我们通过过去的一年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且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金融市场的规律是不可能推倒重来的，这是金融市场运作的基本规律，你推倒了老百姓就不来了，那是推倒不来。下一步就是决策方面，我们要有可执行的方案，这还讨论得不够。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这几年我都参加证监会的监管工作会，这段时间我也在想，为什么去年出现那么大的下跌，难道完全是股权分置吗？但我们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去年11月份开始的债权的打折收购，这个冲击非常大。这是在所有的金融债权债务关系里第一次引入了90%的打折收购，真正开始凸显资本市场是一个风险市场，是来交易风险的。在目前，资本市场先走了一步，在银行是政府提供了充足的隐含担保，在保险市场也是一样，只有在资本市场首先引入了打折的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做一个市场的真实资金的流向统计，我做了一个分析,从那以后大规模的机构资金的撤出非常显著。其实股票市场作为风险市场，既有供求均衡，同时也是套利均衡。现在在收益本来不高的情况下，承担的风险比原来还要大，一个打折，另一个是存在制度缺陷和不确定性。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恢复股市作为风险市场正常的风险范围。今后随着其他金融市场如果也出现类似问题的话，那时股市的相对环境要宽松一些。
所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也好，或者其他的打击操控上市公司也好，也是把股市风险降到该到的位置。
第三点，如果解决股权分置，还会有哪些问题？
第一个是解决股权分置之后，公司控制权的争夺会空前的活跃，在目前的公司治理框架下，会有一个混乱期。
如果我们不完善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大股东会用更少的资金强化他在公司的控制权。应该借鉴美国，独立董事不应该由大股东任命，而是自我任命。
我们要把每一个方案负面的东西讲透，看我们是否可以承受，不要最后解决不了，投资者花那么多的市值的蒸发来付出代价。
金融市场会形成一个预期。股权分置解决之后，股权结构的调整可能会更迅速。实际上过去的三年、五年本身就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初步)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即成熟的市场，前20%的公司占有70%、80%的市值和交易量，现在结构分化还不是很明显。这一过程可能会加剧，因为流动性加强了。
(王建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