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境外战略投资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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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3月06日 09:21 经济观察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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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光祥 申兴 北京、深圳报道 2月28日，中石化新闻发言人证实，埃克森美孚已通过美林全部抛光手中持有的近32亿股中石化股份，每股的价格为3.38-3.525港元。埃克森美孚此举套现保守估计超过100亿港元。
2000年10月18日，中石化在香港、纽约和伦敦上市时，英国石油、埃克森美孚和壳牌三家欧美石油巨擘斥资18.3亿美元，以每股1.59港元的价格购买中石化41％的H股股份。英国石油和壳牌曾于去年2月和3月将其持有的中石化抛售一空，其中英国石油抛出所持的2.1％中石化股份，壳牌抛出2.27％中石化股份。埃克森美孚作为中石化最后一名战略股东，现在也已撤退。 财富路径 某券商人士认为，相比另外一些境外机构，英国石油、壳牌、埃克森美孚的抛售行为尚可理解。“毕竟它们持有中石化股票的时间已经有两年多，对中石化的扶持也尽到了相当的义务。” 不过，对于境外战略投资者在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业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 颐合财经副总裁、香港某基金首席顾问王吉舟分析认为，满头桂冠的知名企业家郑俊怀为什么如此急于实施MBO，甚至为此铤而走险呢？背后的真实原因是郑俊怀担心，同城对手蒙牛在香港上市后，迟早要走出收购伊利的险招。 2004年6月10日，蒙牛乳业2319.HK在香港挂牌上市，并创造出一个奇迹：公开发售3.5亿股，公众超额认购达206倍，股票发行价高达3.925港元，全面摊薄市盈率19倍，IPO融资近14亿港元。 蒙牛手里一下子有了14亿的现金，牛根生开始放言：“伊利与蒙牛迟早要走到一起。”正是担心被收购，郑俊怀开始加紧MBO，因为对于天生就有缺陷的伊利而言，蒙牛收购只需花现金6亿元。 同类企业之间的并购在某种意义上对伊利和蒙牛都有利，对中国乳业而言更是有益。但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因为蒙牛乳业背后是强大的外国资本——摩根斯坦利。 2004年12月20日，几乎是在蒙牛乳业第一批可转债30％刚刚转股时，外资系已行使了部分换股权，并以6.06港元／股的高价减持16823.84万股，套现了10亿港元，外资套现的市盈率超过30倍。在香港，这是一个高得离谱的价格。其中，摩根斯坦利抛出1.1亿股蒙牛股份，套现6.7亿港元。 摩根斯坦利高超的财技并不仅止于此，其通过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将蒙牛股份彻底变成一个由其掌控的公司，并由此催生了一场乳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蒙牛的资本故事还有许多精彩的章节，有些还没有完全揭密。深圳一家券商的投行人士认为，分析蒙牛资本运作过程中外资系与牛根生的损益，可以看到，在蒙牛上市的每一步中，牛根生和他的管理团队始终处于被动搏命的局面，外资从上市公司股票中得到的超额利润和他们奖励牛根生等管理层的“权益计划”相比，无疑是九牛一毛。毫无疑问，“蒙牛系”与外资系的这种关系是丝毫不能以“强强联合”这个词形容的，“被剥削”也许更贴切一些。 作为最早并且较深地介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摩根来说，其在蒙牛身上所扮演的角色耐人寻味。一位资深业界人士指出，摩根的投资介于风险投资和产业投资之间，其参股南孚等国内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让这些企业在海外上市，以便变现。 摩根斯坦利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保罗.希尔曾经发表演讲称，目前中国A股市场已经发展了十多年，拥有很高的市值，流动性也很强，但创办企业的企业家和投资企业的风险投资家，目前都还无法在这个市场中抽身而退。 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入股国内传统产业的龙头企业——包装到海外上市——退出变现，就成为业界已经相当熟稔的摩根斯坦利的运作套路。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在香港主板上市的福建企业恒安国际(01004.HK)，摩根在其私募阶段就入股，1998年12月8日，恒安国际正式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融资7亿港币。2001年，在股东摩根斯坦利的提议下，恒安以1000万美元的高价，请来美国汤姆斯集团为其做咨询。 2003年10月29日，恒安国际发布公告，称公司主要股东施文博、许自连(许连捷)以1458万港币的代价，提前终止了摩根斯坦利2430万股的期权。而早在2002年11月1日，恒安国际大股东就以1.17亿港币的价格，收购了摩根所持4500万股股份。 “摩根的直接投资只是其整体策略的一部分，除了投资变现增值外，它在IPO、引进咨询等方面获得的利润可能比直接投资的利润还要多。”上述业界人士指出。 觊觎银行股权 特别是在中国银行业海外上市的进程中，总可以看到外资的身影。 一直以来，对中国银行产权改革，是否要引进外资，以及通常以净资产价格入股，业界有颇多争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更是认为，中国银行的改革与产权无关，应该对外资有所警惕。 郎的观点招致了一些学者的批驳。在这种争议中，中行、建行、交行股改及上市进程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脚步却从未停止过。最近更传出，在交行的外资股东中，汇丰的持股比例已接近国有股，并渴望成为第二大股东。 外资参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兴趣前所未见，作为金融业的命脉，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而易见。有专家指出，在银行业改革的关键时刻，应抓紧制定相关法规，要高度警惕贱卖银行股权，以及留下“治理后遗症”。 “中国是最后一块尚未瓜分的处女地。”这令所有的跨国机构充满了兴奋感。2004年10月全球规模最大的投资公司凯雷集团董事长康伟廉就怀着这样的热望来到中国，康伟廉直言不讳：“凯雷在中国的投资未来每年将达到10亿美元甚至更高。”这相当于2003年整个中国创投的资金总量。康伟廉凭其专业判断表示，中国有两个领域最值得关注：一是民营企业，另一个是国企改制领域。而后者被康描述为“3-5年内非常特殊的投资机会”。 凯雷并不是惟一。新加坡投资、美国华平投资、摩根斯坦利、高盛等外资金融机构都已经先后投入到了这场特殊的“中国盛宴”。据一项业界信息，跨国金融机构目前最关注的改制领域集中于能源、电信、金融、制药、建材以及汽车零配件等行业。 目前，这场盛宴似乎已经开始。对于任何一个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且借此而进入海外资本市场的中国公司来说，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先进的理念本是他们最期望从外资身上得到的。 但和君创业咨询公司总裁李肃却提醒，警惕在地方政府退出过程中，外资机构尤其是金融机构的企图和目的。王吉舟也认为，外资在地方大型国企改制中，之所以不惜巨资收购中国企业，其根本立场在于“以美元换资源”。跨国机构正是抓住了地方政府渴望资金、不重资源的短视心态。 这种担心似乎正在向银行业方面转移，专家认为，中资银行在引进境外投资者时，总体原则是切忌图“大”(规模大)图“名”(名气大)，而应选择最适合银行自身发展的境外投资者，并应为这些战略股东的退出设置必要的条件。 “我们必须弄清这些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战略意图和战略策略，对方在中国市场不同的发展战略和竞争策略往往已经决定了其与中资银行合作的方式。”中央财大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贺强认为，就目前而言，境外投资者在中国的战略意图不外乎有以下几类：谋求对中国银行业的控制；抢占中国金融市场份额；在对中国银行业输出管理经验与实施技能援助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拓展自身的业务领域和盈利空间。因此充分了解境外投资者的战略意图，可以主动知晓对方手中握的“牌”，把握合作主动性和机遇。 对境外战略股东投资中国银行业，银监会已有相对成熟的方案。有报道称，中国银监会有关人士表示，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在引入战略投资者时，战略投资者的持股需在银行上市2-3年后方可出售。 2月28日，中国银监会“公司治理改革”课题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两家试点银行在引入战略投资者时，除了应该坚持长期持股原则以外，还应该坚持竞争回避原则，即战略投资者在相关领域与银行不存在直接竞争。 该负责人还重申了监管部门对两家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要求：要坚持优化治理原则和业务合作原则，战略投资者应该能够带来先进的公司治理经验和能够引进银行急需的管理经验和技术。 区别战略投资者 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交易二部总经理梁先平表示，资本是逐利的，因为害怕战略投资者撤退而否定战略投资者的顾虑比较多余。“风险是相互的，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是如此，有的投资者进来的目的就是企业的上市然后套利，他们也会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 他认为，境外战略投资者主要有三类，一种是前述为了上市套现的类型，也有的是赌人民币升值的基金，还有就是企业真正希望的一类战略投资者，主要是为了实现产业转移和发展。前面两种都属于投机性比较强的游资，但对于需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国内企业来说，区分游资还是长期投资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人才。但可以借助国内一些比较专业的中介机构，比如产权交易所或者国内投行。 据梁介绍，上海产权交易所、北京产权交易所和深圳高交所都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例如，可以选择相关行业的知名企业，但这类企业主要为了实现行业的战略投资，因此对投资审查非常严格，审计和尽职调查都非常仔细。梁还强调，国内的企业最好是通过比较专业的中介机构，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内部人与战略投资者勾结等一系列问题。 深圳所罗门投资顾问公司总经理李珊蓉坦陈，“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主要目的是赚钱，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国内有些企业在吸引境外战略投资者时有些急功近利，“爱要面子”，不会先准备好自己的条件，往往出现为了合作而放弃原则的现象。她认为，双方的合作中应该要考虑好每个环节，尤其是法律方面的事务，明确对等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利益的分配一定要量力。事实上中国的企业也应该同样严格和谨慎地研究合作伙伴。 王吉舟表示，这个属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的双轨制问题，资本运作和融资在国内比较难，而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进入成为普遍现象。由于净资产与上市价格有巨大价格差异，境外战略投资者等于是“用美元换资源”。类似的南孚电池案例和哈尔滨啤酒的案例都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利润他们会来吗？难道他们是‘活雷锋’？”但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要求对等的国民待遇，为境外战略投资者设置进入和退出成本，参照海外市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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