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的强大需求 注定中国争夺国际定价权

　　本报记者 杨眉

　　小事件，大制度；置身利益关系之外，探寻理性游戏规则。

　　业内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再也无法绕开国际期货市场这一全球化定价中心，如果依然人为将国内企业限制在国际期货市场之外，那么继大豆、石油、铜等商品之后，将会有更多 商品、特别是能源等战略性商品，将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的狩猎对象

　　中国买家、中国因素、中国需求和狩猎中国等概念，成为2004年国际期货市场、甚至国际经济形势分析的最热门话题。

　　但在中国的期货界看来，该话题的直接当事者——中国企业，不仅没有成为受益者，反而成为被围剿者。时值2004年岁末，中航油事件的发生和黄大豆2号期货合约的上市，看似两个毫无关联的新闻，又引发出了同一个话题——中国期货市场的未来走向，并为2004年的中国期货市场划上了一个喜忧参半的句号。

　　忧的是，已经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企业，面对自身对资源性商品的巨大需求缺口、被少数发达国家控制、并被国际投机基金操控的国际定价权，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成为国际期货市场上输家的命运；喜的是，黄大豆2号合约的上市，特别是其合约设计的全球化特色，表明中国参与争夺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的行动，已经正式启动。

　　铜的教训

　　2004年9月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期铜价格，一路攀升至近十几年的历史高点。国内参与者认为做空机会来了，便进行了国内做多、国际做空的跨市套利操作。结果却是，国际对冲基金轻易就捕捉了中国外盘的空头，不断推高国际铜价。最终，国内空头以巨额亏损离场。与此同时，受伦敦铜带动和投机盘推动，国内的沪铜价格也一路上扬。

　　“中国经济再也无法绕开国际期货市场这一全球化定价中心。”某期货专家对《财经时报》说，“中国目前面临的现实，外有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内有经济的迅速增长，更有成为世界加工厂的既成事实。夸张点说，中国什么都缺，什么都需要进口。如果体制不承认这一现实，依然人为将国内企业限制在国际期货市场之外，那么继大豆、石油、铜等商品之后，将会有更多商品、特别是能源等战略性商品，将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的狩猎对象。”

　　而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则对《财经时报》说：“对于正准备实施对外开放的中国期货业而言，中航油事件无异于当头一棒。计划中的国内期货经纪公司作为国内现货代理商而参与国际期货市场的有关条款，出台时间已经受到影响而推迟。”

　　投机资本围剿中国

　　“2004年，对于参与国际期货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无论是投机套利还是套期保值，几乎是全军覆灭；从商品品种看，从大豆、到石油，再到铜，无一例外都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的狩猎对象。”某期货经纪公司总经理对《财经时报》说。

　　他认为，中国飞速发展的国内经济和成为世界加工厂的现实，中国对于石油、铜、大豆等资源性商品和农产品的需求缺口，成了“地球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因此，中国需求、中国因素成了左右国际期货市场的主导因素。

　　“期货市场向来就是由投机资本操控的天下。说穿了，国际期货价格就是由拥有强大资本实力的投机商，将现货市场中的基本面因素放大几倍甚至数十倍后，对未来市场价格做出的预测和定位。”该人士评价说。

　　他同时认为，除去中航油事件中存在的违规操作、监管失职等体制因素不谈，就期货操作技巧本身而言，中国企业缺少对国际期货市场行情的判断经验和基本常识。

　　他指出，中航油对国际石油市场未来行情的判断没错，即国际油价应该最高涨至40美元左右，并在此判断下选择做空。但错在小瞧了投机基金的力量，即那些把中国需求、石油减产等供求因素放大极致的资本力量。

　　一位期货参与者向《财经时报》介绍说，从经验看，石油等战略资源商品，由于资源的有限性，进场交易的空头本就不多。因此，只要交易所不限制资金量，常常就会引发对多头有利的市场行情，然后演变为多逼空，这就是期货界所说的“多头不败”定律。

　　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在石油、铜等现货市场上属于购买者。如果做空，因为没有可供交割的商品，做空行为就是纯粹的投机行为，极易成为国际炒家的狙击对象。

　　国际定价权悲剧

　　与石油、铜的投机行为不同，参与国际大豆市场交易的主要是国内的压榨企业等现货商，但他们的命运并没有因为行为的非投机性而有所改变。“掌控了大豆国际定价权的美国人，几乎将中国买家玩弄于股掌之间。”某贸易商评价说。

　　2004年4、5月间，国际大豆价格从4000多元／吨的高点，直落至3000多元／吨。面对如此价差，国内多数压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选择了违约行为。即拒不履行此前以4000多元高位签订的定货合同，业界称之为“洗船事件”。

　　“中国从大豆、石油到铜，无一例外能逃过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从感情上讲，国人似乎接受不了，但这恰恰是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某期货界专家对《财经时报》说。

　　而据有关投机机构估计，今年上半年仅因为高价进口大豆、无力接货而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50亿元以上，并导致国内大豆压榨企业的全行业亏损。

　　纵观全球期货市场，商品期货品种的范围基本限定在能源、农产品和有色金属三大资源产品领域。石油、铜和大豆，都在此范围内。而这些又恰恰是中国依赖大量进口的商品。“一句话，大豆、石油、铜等资源性商品的国内价格，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空间。”该人士判断说。

　　但在中国企业、中国经济已发展到无法绕开国际期货市场独立存在的同时，现有的期货管理条例却依然是，将大多数国内投资者，包括现货商挡在了国际期货市场的大门之外。因此，有学者呼吁，中国争夺国际定价权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从体制上与国际游戏规则接轨 。

　　国际定价权与殖民价格

　　但是对于如何争夺国际定价权，国内期货界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争论焦点突出体现在如何选择新的上市品种。“品种的选择有问题，上市的都是一些受制于人的品种。”某期货公司负责人判断说。

　　目前，国内期货新品种的上市惯例是，先由三大商品(期货)交易所(上海、大连和郑州)自己选择，然后上报证监会，最后经国务院批准后，在交易所正式上市。

　　“交易所因为自身利益考虑(手续费收入)，一般会选择上市后容易活跃、又无须承担过多社会责任的品种。”上述人士介绍说，“相比之下，对于国际定价权的考虑就少得多。”

　　另有市场人士指出，尽管交易所在申请新品种时，将包括争夺国际定价权、价格发现功能等作为申请的首选理由，但事实上“国内不少期货品种，只是国际市场的殖民市场品种，价格也是殖民价格。”

　　2004年国内上市了3个新品种，按照“排好队、分果果”的原则，三家交易所分别上市了燃料油、玉米和棉花。

　　尽管各交易所都采取了一些市场化的手段，如网上模拟比赛、全国巡回培训等，活跃市场交易，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交易所也认为新品种上市后，“行情与国际市场联动性较好”。

　　但市场人士并不买帐。他们认为，新品种的选择并没有体现“参与和争夺国际定价权”这一最为迫切的目标。

　　有知情人士介绍说，早在两年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就曾经计划建立“中国定价中心”。而按照当时的分析，认为定价权的获得，取决于是否是生产大国(拥有资源权)，或是消费大国(需求权)，两者同时具备则最佳。

　　“后来才发现，对于国际期货市场上的资源类商品，我们不仅不是生产大国，即使作为需求大国，也因为现货流通体制上的垄断、即非市场化，使我们掌握的需求主动权变成了有求于人的被动身份。”该人士介绍说。

　　但2004年岁末，即12月22日，大连商品交易所黄大豆2号的挂牌交易，让国人一直“解不开的国际定价权情结”终于有了些许安慰。该合约的设计，第一次将全球大豆，包括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大豆统统纳入交割范围，使中国期货品种终于有了“全球概念”。

　　但国内期货市场的封闭性，即不能走出去、请进来的现状，依然是争夺国际定价权道路上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

　　“其实，对于中国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屡遭狙击的现象并非无动于衷。证监会早就开始酝酿中国期货市场的开放步伐，如允许国内期货经纪公司在境外期货市场，代理国内现货商投资交易。但中航油事件的发生，对开放计划无异于当头一棒。”证监会期货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