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七日 全程记录其在中国的传奇故事

　　在短短七天时间内，高盛在中国连续创造纪录——中国的A股市场和证券业许久以来已经没有传奇了。

　　高盛每况愈下的业绩在不景气的投行业中仍然可圈可点，但真正值得其骄傲的收获却是中国——尤其是在12月2日至12月8日7天时间创造了意义非凡的纪录 ：在中国证券公司深陷泥潭的时候，创造性地设立自己掌控的合资投行——高盛高华证券；在中国股市陷于茫然 的时候，解决了A股和H股市场的鸿沟，协助中兴通讯(行情 论坛)(资讯 行情 论坛)从A股登陆H股；在IT业仍然充满阴霾的时候，协助联想并购西方蓝色巨人IBM的PC部门，一举跃登世界500强。

　　而在高盛突破的同时，中国也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小步前行——实现金融、资本和企业制度的改革和变迁

　　《全球财经观察》获准全程记录高盛在中国七天的冒险和收获全过程。

　　文｜刘乾坤　　

    第一篇：

　　尽管高盛的主管们史无前例地把中国当做主题词，但是他们也明白，这个市场距离成熟也许远远比预想的要遥远

　　高盛的中国策略

　　与你想象的也许完全不同，在联想并购IBM公司PC部门的13个月谈判期间，最紧张的人不只是柳传志和杨元庆，或者周伟等交易双方的代表，还有那些隐身幕后的银行家或者业务顾问陈林正等人。

　　“整整一年时间，吃饭睡觉都在想着这个事情，呼吸都与联想并购连在一起。”12月15日深夜，联想高层偕同陈林正以及刘二飞等，从北京至香港，在香港简短停留并与监管机构和重要的投资者见面之后，又从香港飞往纽约；嗣后将前往欧洲，与投资者、监管部门，以及遍布全球的员工会面，解释他们对交易的每一个疑问。

　　对于陈林正来说，一年多来，以及未来的18个月整合期，甚至未来的五年品牌使用期，这样的转场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可能是其职业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一次。

　　高盛的又一高潮期

　　陈林正是高盛亚洲投行部执行董事。作为联想的资深合作伙伴，高盛是联想12月8日宣布的并购IBM的PC业务案的财务顾问 (关于联想IBM并购案详见本期封面)。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海外并购案，陈林正以及其他中介机构是本次并购案多次峰回路转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它向全球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在跨国并购方面，中国企业有财务能力、业务能力以及谈判能力参与全球产业调整和分工。”即使对于高盛来说，该并购案的复杂程度也是少见的；在本月初完成的三件创造历史的案例中，该案所带来的全球影响力也许是高盛最值得珍惜的，也许只有1997年带领中国移动(行情 论坛)在亚洲金融(行情 论坛)危机期间创纪录的42.2亿美金的IPO堪与之媲美。12月9日，该并购案公布的翌日，一波三折的中兴通讯(ZTE，000063.SZ；0763.HK)在香港股市成功登陆，高盛是其主承销商。这将为其近三年来萎靡不振的投资银行业务注入一支兴奋剂；而此前的12月2日，高盛高华证券——高盛在全球的第三家、中国的第五家合资证券公司获准以全新的方式组建；如果包括较早前的交通银行财务顾问、中国网通(行情 论坛)的承销业务等，高盛达(行情 论坛)到进入中国十年来的又一个高潮。

　　“这也许仅仅只是巧合而已。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确实是我们多年努力的结果。”高盛董事总经理张冬梅说。

　　除了中兴通讯一锤定音外，到目前为止，联想并购案、高盛高华证券获批仍然只不过是走完了最艰难和最重要的一步而已——大量的怀疑、分歧需要解释、沟通和弥合，大量的细节仍然有待进一步厘定。

　　“中国的未来是我们有生以来最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中国的繁荣、和平崛起，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毫无疑问，我们大多数人将从中国的繁荣中受益。”高盛集团董事长兼CEO亨利鲍尔森 (Henry Paulson)坚信这一点。据透露，在上周结束的高盛集团全球投资银行会议上，中国是从董事长、总裁、首席运营官，乃至各个部门的主题词——迄今为止，中国业务的利润对高盛全球的贡献却微乎其微；然而，他们相信，中国将在未来10年内成长为高盛集团的主要利润增长点。高盛全球业绩在欧美经济缓慢复苏的情况下仍然持续下滑。他们决定把赌注投向中国。

　　冒险之旅

　　“高盛是一个孤例。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机构对于中国来说，不是多了，而是太少；竞争不是太激烈了，而是垄断的。”著名经济学家曹远征针对高盛高华证券评论道。但是，他也提醒——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在资本市场的体制和结构等深层问题上，中国在金融和资本市场，以及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中存在根本冲突——在大陆法系的基础上又移植了大量美式的机制和结构。现在不会有问题，将来这些问题迟早要显现。曹远征同时是中国另一家综合性投资机构——中银国际控股(BOCI)——的副总裁，早期大量参与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讨论和起草工作。

　　曹远征服务的中银国际控股正是高盛高华的竞争对手。尽管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公司治理的未来表示隐忧，但是，曹远征对高盛高华的到来持欢迎态度。这一点同样表现在曹远征对高盛高华的制度“突破”的充分理解上。

　　高盛高华所谓的突破也即胡祖六所称的“绿地”(Green Field)合资：与一家专门为特别目的而成立的民营证券公司合资，管理团队为自然人持股。

　　高盛高华的控股股东高华证券正是这样一个为合资而成立的公司——该公司刚刚于10月26日获批，12月2日，高盛高华证券即获准组建。这在中国证券监管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迄今为止，中国共有四家合资证券公司，皆是外资与现存的证券公司共同设立的。

　　另一个突破是管理团队的自然人持股。高华证券注册资本为10.72亿元，由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高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德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分别出资26800万元组建。根据证监会要求，高华证券须在接批复后一个月内即9月11日之前完成筹建。

　　据记者查询有关工商注册资料显示，高华证券的发起人中，除了联想以外，三家公司均由两名自然人股东组成。其中，厚丰的法定代表人是方风雷，自然人股东分别为：李群梅出资比例为40%、方风雷出资比例为60%、高望法定代表人为章星，自然人股东分别为：章星出资比例为60%、熊云出资比例为40%；德尚法定代表人为查向阳，自然人股东分别为：查向阳出资比例为60%、徐捷出资比例为40%。

　　除了“绿地”合资，真正的突破所在，胡祖六不愿进一步解释——至少从出资上来看，高盛高华事实上是一家完全属于高盛和联想合资证券公司，而这是对中国合资证券公司监管条例有关外资入股比例限制的真正突破。

　　尽管厚丰、高望、德尚三家创业投资公司均为高华证券管理层持股，但其出资款项来自高盛的借款。对于这一点，胡祖六并没有否认，但是他拒绝透露上述三家公司与高盛的实质性条款。

　　根据2002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和《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境外股东持股比例或在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比例，累计(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据了解，高华证券成立的注册资金均为待缴。换言之，这也是政策突破之一——不管高盛高华证券合资动议是否最终遭否决，高华证券的注册资金可能永远都处于待缴状态。因为高华证券属于为特别目的设立的公司。

　　当然，“绿地”并不是无偿的——在高盛高华证券获准组建之前，高盛以捐赠的形式向另一家证券公司——金元证券——注入了约5.1亿元人民币，而该笔资金同样是“特别目的” ——解救陷于窘境的海南证券，以化解其自有资金不足、挪用保证金等多项潜在的金融风险。逆向回顾高盛高华证券一直到海南证券，不难发现——高华证券正是海南证券的一个干净的化身，而高盛则设计了一个巧妙的金蝉脱壳之计。注入到海南证券的资金比最初估计的3亿?4亿高了1亿，但是，避免功亏一篑，高盛仍然欣然接受了。

　　高盛从来就没有打算在三五年内盈利。这无疑是一个勇敢而冒险的举措，因为即使按照有关监管规则，高盛高华面对当前的证券市场也是无能为力——机构投资者匮乏、交易量萎缩、新股发行仍然遥不可及，而“致力于行业内最优秀的公司、机构和政府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的高盛，既没有足够的营业网点，又没有这样的兴趣，怎么可能为成千上万的散户服务呢？

　　针对中国的创新

　　“高盛是如此珍视自己的品牌，而我们又了解中国合资证券的所有问题。我们必须选择自己的方式进入中国。这确实需要创新。”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张冬梅说。

　　据了解，高盛与高华证券合资方案最初正是出自高盛亚洲投行部联席主管胡祖六的主意。2003年3月份，胡拟了一份两页纸的报告提交给了高盛全球管理委员会——高盛的最高决策机构，报告涵盖了上述所有要点，包括拟邀的主要管理团队、合资对象，当时联想和方风雷就在报告中，并作为首要的候选者。

　　正式的方案则是一份长长的报告。在一次管理委员会的全球视像会议上，胡宣读了上述方案，获得了委员会的初步认可。那是高盛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中国组建合资公司。2003年4月，胡专门赴纽约总部汇报该方案——其朴素的褐色总部大楼坐落在 百老汇大街 85 号，以楼外部无任何标志而闻名。方案当即获得鲍尔森的批准，此后该方案即命名为“汉克计划”(Hank’s Project)，作为高盛内部的第一号方案。鲍尔森告诉胡祖六——现在就开始，全力推进。

　　好事多磨，胡祖六这样形容高盛高华证券的获准经过。还未等胡祖六返回北京，此时的SARS恐慌已经开始在北京蔓延，直到当年的6月份，尚未等警报解除，鲍尔森即来到北京——华尔街第一个在那个时期光临的“大人物”。在随即与中国政府及主管部门的沟通中，鲍尔森探询了以全新的方式成立合资证券公司的可能性。他得到的答复是：可以。又经过了漫长的过程——数尺高的公文解决出资、法律和公司架构等问题，包括向美国司法部和证监会(SEC)申报，以及充满焦虑和漫长的等待。2004年12月2日，高盛的冒险终于如愿以偿。“中国一直对高盛具有战略意义，我们期待着与合作伙伴一起共建中国领先的投资银行。”鲍尔森在获悉这一消息时说。

　　在中兴通讯的A to H的案例中，同样充满了冒险精神——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中国证监会除了积极支持和推动以外，则是审慎乐观。“这是一次不允许再失败的历程。”高盛亚洲资本市场部董事总经理张奕回忆道。即使是在联想并购案中，史无前例地为联想提供5亿美金的“过桥贷款”(Bridge Loan)——这不仅意味着高盛突破投资银行传统业务，高盛将要与联想一起共担风险。

　　这一点，就像在1981年并购J阿朗公司，进入外汇交易、咖啡交易、贵金属交易的新领域，标志着高盛多元化开始；就像从1974年开始的独家与当时华尔街风行的恶意收购浪潮角力，从而赢得大批客户信赖一样。那几次，都是高盛历史最著名的转折点。

　　高盛力量

　　高盛中国十年的每一次冒险，都意味着中国的一次大的改变——第一家获准交易B股的外国证券公司，第一次成功地使中国通信、中国航空、金融以及石化行业踏上民营化和公开发行之路的外国证券公司，第一个三次担任中国主权债券发行和承销的外国证券公司、以及协助完成中国汽车行业最大的合资案的外国证券公司，第一个组建合资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中国不良资产的外资金融机构。

　　尽管对这些事件仍然褒贬不一，甚至是高盛遭到抨击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可动摇的是他们所具有的开创意义，以及对当时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推动意义。

　　联想并购案以及中兴通讯H股上市案中，除了延续高盛中国十年的传统以外，高盛新的使命是帮助中国企业加速国际化进程。

　　几乎在与联想沟通成立合资证券公司的同时，2003年8月份，高盛顺理成章地作为财务顾问，介入到尚未正式启动的联想IBM并购案中。大约三个月后，并购双方正式启动谈判。这将远远超过此前高盛作为财务顾问的几件并购案，包括2002年的雷诺日产与东风汽车(资讯 行情 论坛)的合资案、2003年的TCL并购汤姆逊案和华为与3COM的合资案，以及北汽集团和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合资案等等。高盛方面立即组建了以高盛亚洲为主的全球团队协助联想——由高盛亚洲副主席宋学仁负责，陈林正则是最主要的执行者。

　　在项目协议签署前，所有的并购案大致将经历三个谈判阶段。对于高盛来说这意味着首先是要价值发现，找到“并购为什么”，即业务计划或战略(Business Plan)谈判；紧接着，就是对被并购方的估值，并完成主要的交易条款，其中包括通过模型分析联想的财务承受能力、并通过合理的财务分配和融资方案，解决并购资金并保证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最后则是补充协议或合作谈判阶段，就具体的交易细节进行协商，包括商标、品牌、服务和渠道的使用，公司管理架构，以及业务整合等细节问题。

　　陈林正等人在接下来的美洲和欧洲行程中，将就协议的最终完成、公司结构的搭建、业务整合的具体方案和时间表等问题进行最后的努力，其中包括向各地监管机构申报，向客户和投资者解释此次并购案。估计这将耗时3?6个月。

　　“在高盛看来，联想并购案并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张冬梅提醒道。IBM并没有退出PC，而入股19%以上更是联想合并报表的上限，足见双方在战略上互补性。一旦戴尔(DELL)或者惠普(HP)购得此项业务，这对联想将是致命的——根本没有时间去摸索国际化，尤其是研发和品牌。

　　最艰难的是第二和第三阶段。在关于估值方面，高盛最初提供的报价与IBM理想的报价相差甚远，而在关于品牌等细节问题双方的期望值更是相差悬殊。胡祖六透露，在IBM的Think Pad品牌的使用年限上，双方就展开过拉锯战——所有这一切，正是柳传志所谓的谈判几度到了中止边缘的分歧所在。尤其是在最重要的财务问题上，高盛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包括提供接近并购额三分之一的“过桥贷款”。整个过程惊心动魄，胡祖六说。

　　具有同样意义的是中兴通讯H股上市。据直接参与该案的张奕介绍，该案重要的突破意义在于，平衡新老股东的利益、沟通两地不同的监管政策和会计准则。在信息披露上，中国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就重大事项——包括增发新股的数量、定价等进行及时披露，而香港联交所则要求，公司在获准上市前一个月不得发布任何相关信息。高盛积极与两地监管机构进行沟通，获得在信息披露上的豁免，或者配合，譬如在旧金山定价之后，A股仍然在交易中，如果立即公布，则会对A股造成不正常的波动，而这是监管者不愿意看到的，而中兴通讯取得豁免是延迟发布消息。

　　在有关会计准则上的鸿沟似乎也是不可逾越的——核心问题是计算收入和利润的差异。内地采取的是不计应收账款，而香港则采用国际通行的准则，即包括应收账款。在高盛的协调下，中兴通讯最终兼顾了两地的原则，既采用应收账款计收入，同时增加呆坏账拨备。据称，这些突破将可能被后续A to H的公司援为先例。

　　而最重要的是与投资者沟通——几乎所有的流通股股东的反对正是2002年中兴通讯两次登陆H股失败最致命的原因。

　　“我们坚信，中兴通讯这样的设备制造商将改变世界的通信设备行业格局——依靠低成本在新兴市场国家快速扩张的高科技公司。”胡祖六说，把工作做到“无微不至”的细节，把这样的公司战略不厌其烦地与投资者沟通，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高盛中国野心

　　坚持挑选自己的客户则是高盛一贯的传统——而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高盛挑选的客户则无一例外的是行业中最大、领先或者最有潜力的。高盛总是力求创造历史，或者为某一个行业树立标杆。就像高盛高华一样，这正是高盛未雨绸缪、布局中国，并力求延续高盛在美国上个世纪的辉煌的勃勃雄心。

　　进入中国十年与中国政府和各行业的有价值的客户保持密切接触，甚至不惜冒险，或者真金白银的捐赠，作为进入禁区的门票费。

　　刚刚接触的高盛集团投资银行年会上，公司高层，以及来自于各个业务部门的主管都史无前例地把中国当做主题词，这确实令胡祖六感到兴奋。

　　高盛刚刚发布的第三季度业绩公告，仍然没有恢复第一季度每股2.5美元盈利的好成绩。高盛集团对中国的兴奋难道是在转移视线？

　　事实上，尽管高盛的业绩说明其在全球确实出现了一些麻烦，但是，高盛仍然没有在全球市场衰落的迹象。问题是，高盛在过去的几年中是否找到了新的市场和利润增长点，并冒了足够的风险。这才是高盛中国战略的核心。

　　据透露，2004年，鲍尔森在北京告诉胡祖六其秘而不宣的三件心愿，而这也是鲍尔森认为作为高盛集团CEO所能达到的极致：

　　保持并弘扬高盛的文化；保持高盛的高贵品质——独立性；在中国建立完善的网络和业务。

　　保持弘扬高盛的文化——这一点似乎没有问题。尽管华尔街上充斥着对高盛的讥讽或者指责，但是没有人否认，坐落在纽约百老汇大街85号的高盛集团的与众不同气质，尽管业绩似乎每况愈下，但是与其他同行相比，仍然不算难看，甚至有人认为高盛比以前更强大了，而且，高盛的合伙人制度仍然保留至今。没有人能否认，高盛是华尔街上最纯粹的投资银行之一。

　　至于最后一点，高盛在2004年1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发生的一切似乎是很好的说明——对于进入中国十年的高盛来说，这一切也许刚刚开始。而且，这个过程可能并不会一帆风顺。高盛必须清楚，高盛高华盈利甚至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乐观，而这个市场距离成熟也许远远比他预想的要遥远。

　　在他面前，除了一大堆焦头烂额的证券公司，就是中金、中银等在中国深耕了十年以上的成熟公司。更重要的是，它们几乎是完全的本土公司，不仅有着毫不逊色的专业团队，更有高盛所无法比拟的——作为母公司的大型商业银行源源不断的客户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曹远征认为，中国当然缺乏优质的证券公司，包括高盛高华证券。但是，中国的法律和市场基础，应该是更有利于欧洲模式的投资银行生存——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混合体。

　　第二篇：

　　在高盛突破历史的同时，也对中国输入了资本、制度和改革压力

　　又是高盛

　　12月15日下午，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邀请中国网通(CNC)CEO田溯宁与他一起在清华大学共同授课，与企业家共话“全球领导力”。从2003年9月16日第一次站在清华MBA和EMBA的课堂上，这已经是桑顿第N次了。

　　一年前，约翰桑顿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就像他从高盛辞职的决定一样令全球金融界(行情 论坛)感到诧异。“我致力于为中国培养具有全球领导力的企业家。”约翰桑顿这么告诉世界。然而，他却很少告诉我们他的另一个使命——作为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席，他希望在十年内建立一个全世界最好的中国研究中心。“所以，你必须从现在就开始了解中国，与中国的政治家、企业家，以及学者打交道。”

　　这是约翰桑顿新的使命。尽管他不再愿意在公开场合提到或者评论高盛——那家他服务了24年的公司，但是你仍然能清晰感受到高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他。

　　不久前，就是这个高盛，在中国长达十年的努力终于结出硕果——一个星期的时间，连续创造历史。12月2日，高盛获准以全新的方式组建一间合资证券公司高盛高华证券；8日，作为财务顾问，高盛协助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使联想跃登世界500强以及世界PC三强，开创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历史；而在其间，高盛又协助中兴通讯成功登陆H股，开创A股上市公司海外二次上市的历史。

　　如果仅从交易金额上来看，这并不值得惊讶。高盛高华的注册资本为10.72亿元人民币，包括股权和债权，高盛的实际出资仅仅8.04亿，或75%；联想并购案的交易金额约为17.5亿美元；中兴通讯募集资金也仅为3.98亿美元。然而，上述三个案例却无一例外创造了一个领域的历史，而且集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事实上，高盛进入中国十年，“桂冠”决不仅仅是这三例——这也是高盛受到多方非议的一个主要原因。“与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勾结”、“瓜分中国垄断利润”，华尔街这家最著名和最诡秘的投资银行与中国政府、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保持的过分亲密的关系成为人们攻击的口实，而上述成果则往往成为抨击的例证。

　　高盛一贯是别人，尤其是同行乐于憎恨的公司——平心而论，这多半是因为高盛总是那么出色，至少，你很难分清这到底是因为嫉妒，还是因为真的像批评者指出的那样。高盛总是在你想到要与某一个客户沟通之前就已经捷足先登了。总是在不景气的时候勇敢下注，而在业绩飙升的时候谨慎从事——尽管在长达135年的历史中不乏摇摇欲坠的时候，然而，迄今为止，高盛却是唯一最好的保持竞争力的顶尖投行——在五年前放弃了130年历史的合伙制结构，变成公司制并公开发行上市，却仍然象征性地保留合伙人这一机制，既没有大型分拆，也没有发生改变自身的并购。

　　什么令华尔街历史最悠久的投资银行与众不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清教徒式的理想主义，甚至是狂热和偏执；什么令华尔街最保守和诡秘的公司在中国大放异彩？是匪夷所思的冒险精神——在最低迷的时期勇敢下注。这一点，不仅清晰地体现在已经离开高盛一年的约翰桑顿身上，同样也体现在高盛几乎每一个员工身上——这就是高盛文化。

　　在135年的历史中，造就高盛的真正原因，完全在于它能将所有个人的抱负、贪婪或者偏执凝结成真正的的团队合作。“我们”代替了“我”。就像已经离职的约翰桑顿一样，每一个都是高盛的“文化携带者”。在高盛，各项工作几乎都没有“主管”，他们都是联席主管。

　　几乎所有这一切都被遗传或者携带到了中国。你很难理解，高盛在中国竟然没有首席代表。而上述三件案例就集中体现了高盛在中国的冒险与收获，而高盛亚洲投行部主管胡祖六则集中体现了这种高盛文化。

　　在高盛突破历史的同时，也对中国输入了资本、制度和改革压力，而中国也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小步前行——实现金融、资本和企业制度的改革和变迁。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全球财经观察》三次采访胡祖六，并在最近的半个月内获准跟踪上述三件案例，跟踪高盛的银行家们的冒险旅程，记录高盛推动上述突破的全过程。

　　第三篇：

　　从某种意义上说，胡祖六是中国在开放的世界中诞生的“新儒家”的典型代表：有担待、有理想、崇尚自由、信奉精英主义，而这正是高盛需要的那种人

　　胡祖六：高盛定制

　　即使微笑着坐在你面前，你依然难以置信——这样清瘦、单薄、缺乏锻炼的身体怎么能抵抗名利场中的残酷竞争和疯狂的工作节奏，一个俊秀的书生怎么可能在7年时间里成为竞争激烈的高盛帝国的全球合伙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经济学家怎么能在如此宽广范围内纵横捭阖。然而，胡祖六就是这样令人着迷。

　　更令人着迷的是胡祖六身上的性格特征——他相信，他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一些根本特征；或者说，他具有“双重文化基因”。

　　不冲突的多角色者

　　胡祖六反复声称，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传统的 “士大夫”——深刻服膺儒家的入世思想。他相信，一个人应该对他生活的社会、国家和民族有所担待，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源自西方的自由经济制度正是天下兴的通途大道。在这一点上，他几乎毫无保留地支持一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

　　另一方面，胡祖六的多重身份也令人着迷——一个经济学家，一个投资银行家，一个教师，一个中国各级政府的智囊。他令人惊奇地把各种相互矛盾的身份融入一身，即使有些是根本的利益冲突。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需要在他感兴趣的任何话题上发表意见，包括汇率、利率和货币政策改革、金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乃至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等等。作为一个教师，在上一个学期，他坚持每周一、三在清华教授经济学、货币学等课程；下一个学期，他还将继续上述课程——热情而充满耐心。这看起来就像布道一样——他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而作为一个投资银行家，他又会热衷于给你介绍高盛的理念、文化，以及高盛在中国的每一点突破。当然，作为主要的设计者、执行者或参与者，他也会为高盛在不久前一个星期内所取得的重大突破而欢欣鼓舞。

　　因为有着上述身份，胡祖六还是各级地方政府高官的座上宾。

　　对于某些人说他代表的跨国投行的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冲突，他则嗤之以鼻——他认为唯一冲突的是时间。他选择投资银行，是因为那里有着最及时的全球经济、金融资讯和分析系统，有着最专业和训练有素的职业分析师。而这只会更有利于他的经济学研究——就像我们分不清人们对高盛的批评究竟是出于良心还是因为嫉妒一样，我们也无法判断胡祖六代表的高盛利益究竟在哪里会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但可以肯定的是，从1994年开始一直到未来若干年内，高盛进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多个领域的改革；同样确定无疑的是，作为联想的财务顾问和中兴通讯的承销商，高盛也推动了中国本土企业和品牌的国际化，并实现了他们的跨越式发展。

　　高盛需要的胡祖六

　　从高盛的十年中国历史和未来的中国战略来理解胡祖六多元性格，或许更清楚一些。而也只有求证于高盛文化，你才能理解这样一个人在高盛所获得的激情和成长空间。

　　毫无疑问，胡祖六正是高盛需要的那种人。胡祖六的精英主义、理想主义情结、追求完美的性格正是高盛“清教徒”文化的中国式表达。胡祖六正是那个由非上流社会组成的精英俱乐部的天生成员。而且，高盛把未来寄托在中国，而胡祖六则至少是高盛“最有发言权的中国问题专家”。

　　胡祖六的简历是这个结论的佐证。在1977年前，胡祖六还是湖南长沙郊区一个农民，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胡祖六以17岁的年纪考入清华大学力学系，在此获得力学硕士；1984年被公派到哈佛大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1996年先后担任国际货币基金(IMF)组织高级经济学家和世界经济论坛(WEF)的首席经济学家和研究部主管。令胡祖六一举成名的正是其在1995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宣读的一份年度报告《全球竞争力报告》。该报告由胡与WEF另一位经济学家杰弗瑞萨克斯共同完成。该报告获得当时的高盛CEO乔恩科赞(Jon Corzine，现为新泽西州参议员)的赏识，而正是此举酿成的机缘，使得胡祖六放弃WEF加盟高盛。而且，加盟高盛7年来，他已经完全融入了高盛，并成为高盛基因的携带者和传播者。他喜欢这里的工作，并充满激情。

　　“你怎么能想象我到一个营业厅去为客户理财呢？”胡祖六对高盛现任董事长兼CEO鲍尔森的努力也完全认同——致力于保持高盛的纯粹性，为政府、机构和最优秀的企业提供高端的专业的金融服务，一个顶尖的投资银行，而不是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混杂在一起的一个金融超市。

　　据胡祖六介绍，这是鲍尔森在任内期望完成的三件事情之一。另两件事情分别是保持和弘扬高盛文化，以及健全在中国的网络和服务。12月16日，胡祖六在北京再一次接受《全球财经观察》访问。以下为部分谈话内容：

　　《全球财经观察》：我们注意到，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年度报告中，中国的竞争力连续两年下降，这似乎与中国的经济良好增长态势不符？

　　胡祖六：我们不能从一两年经济增长来看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经济增长因素不是经济增长本身。譬如，沙特、俄罗斯，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我们不能因此说上述两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全球财经观察》：您的意思是中国的国家竞争力确实在下降？那么您怎样评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这是否与您在2002年撰写的报告《关于中国与未来的五个神话》有关？这是否与高盛中国战略有关？

　　胡祖六：我个人，以及高盛公司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相信中国的未来是我们有生之年最值得期待的重大事件之一。但是，中国现在还不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中国的未来仍然充满许多不确定性——脆弱的银行系统、亟待改革的金融体制、积重难返的证券资本市场等等，以及中国在其他领域的改革，将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当时在报告中说：中国故事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其经济体制的转型。

　　改革是一个系统的事情，这不是容易的。但是，基于对中国未来的确信，高盛在中国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未雨绸缪，先期进入中国市场，与中国市场各方一同推进改革，培育市场，而不是坐等那一天的到来。

　　刚刚召开的高盛全球投资银行年会，也决定把中国作为未来业务的重点地区、未来公司利润增长点之一，尽管现在中国业务对高盛的利润贡献还微乎其微。公司总是要以利润为中心的，我想这你能理解。但是，我们也非常看重推动中国市场的改革。

　　《全球财经观察》：您似乎是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和货币改革的激进主义者？

　　胡祖六：我早在1998年就呼吁利率市场化。当时的央行也有一个三年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但是后来放弃了。我们错过了很多次机会。事实证明，对利率市场化束之高阁是行不通的。迄今为止，本轮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但是，一方面进一步扭曲了货币信号，伤害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同时，本轮宏观调控后，结构性问题仍然没有缓解。譬如交通、电力、原材料和石油等。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非常单一，就是防范于未然，为了稳定宏观经济，尽量熨平经济运行周期，而不应该顾及对个别领域和行业的影响。上次加息虽然迟到了，但总算迈出一步了。接下来还应该在合适的时候果断决策。

　　汇率的问题同样明显。盯住美元汇率，片面追求币值稳定，其实牺牲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因为维持汇率稳定必然增加外汇储备，也就是放大了基础货币的投放量，放松了银根，刺激通货膨胀，牺牲了宏观经济稳定。美国连续通货紧缩，一直维持低利率，中国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迟迟不愿加息，防止拉大与美元利差，却进一步刺激CPI上涨。维持低汇率政策刺激出口的最后一个理由也因为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出口强劲而消失了。

　　《全球财经观察》：但现在中国的汇率问题似乎是过多的承受了外部压力，而自身又没有形成货币市场化的基础。

　　胡祖六：是的。人民币重估无益于解决美国经济问题。浮动汇率是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我说的是一个长期的汇率制度和汇率形成机制。什么时候改，确实要看准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