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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焱
2004年11月，43岁的王小石忽然成为中国证券业发展历史上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因涉嫌向申请上市的企业出卖发审委委员名单而被捕的王小石，使中国证券发行制度面临空前巨大的改革压力。
王小石出生成长于北京，案发时任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在证监会中，王小石的权力并不大，但他的位置，使他能提前知道那些即将审核某一股票发行申请的发审委委员的名单。于是，这小小的权力竟然也成就了一个不小的“寻租”市场。
尽管王小石的行为触犯了法律，但将王小石事件视为制度产物，为这么多年来仅有王小石一人如此下场而感到不平的人不在少数。虽然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表示，经过改革，现在发审委委员名单都是公开的，每个企业都知道具体负责审核的委员名字，中国证券发行机制已经走向透明。然而正值发审委委员换届的敏感时期，围绕着公开发审委委员名单是否有作用，透明度够不够，以及发审委委员的人员结构是否合理，又展开了一番是是非非的讨论。
记者曾接触过两位上届发审委委员，两位均表示“不便评价”。其中一位告诉记者，“证监会打过招呼，不要对外说太多”。证监会改革这么一件应该很透明的事情，仍然笼罩在一片神秘之中。透明的只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这恐怕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透明。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汝银对记者表示，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几大问题：基本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不合理，以及市场导向的金融创新机制欠缺。
事实上，为了解决中国股市的困境，年内已经实施和正在酝酿中的监管制度改革及创新措施不可谓不多：深沪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修订、上市公司高管管理办法改革，以及分类表决制度和网络投票、IPO询价制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新准则、停牌制度改革……
但胡汝银认为，任何监管都应该首先以实现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为基础，目前我们的基本制度建设严重滞后，这表现在行为不当的人应当承担的民事和刑事责任没有落到实处。例如，中国出过银广夏、大庆联谊、鸿光实业等比美国安然事件更恶劣的事情，但当事人没有受到任何民事处罚，刑事处罚也很轻。
胡汝银说，根据犯罪经济学的理论，如果单个活动的收益超过所要付出的成本，那么人就会去做这件事情。对犯罪的不惩罚或从轻惩罚，就是对犯罪的鼓励和纵容。
“我们的法律实施结果缺少效率，实质性的问题不解决，仅仅依靠设置诸多枝节上的管制，起不了根本作用。相比国外，我们的规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我们的资本市场应当鼓励企业和个人去创造价值，要使做好事的成本降低，做坏事的成本提高。必须要强化公司董事、管理层和大股东等主要负责人的个人民事、刑事责任。” 胡汝银说。
博时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张宁则认为，王小石事件所折射出来的所有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其根本的症结都是国有体制过多参与市场的问题。“通过发审委这种行政方式来决定一个企业能不能上市，本来就是不合理的。王小石这种事情不发生才让人奇怪。”
张宁认为，中国国有资产太多，容易产生腐败，政府不可能完全不管。但是，政府应当做的，是制订规则并监管，不宜直接参与发行、定价等任何商业性的行为。 “一个企业能否上市，怎么融资，这应该由投资者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决定。”
据了解，在一些资本市场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企业只要符合某些规定的条件就有资格上市，监管部门只做备案，并征询投资者，是投资者的购买意愿最终决定企业是否能够上市融资。在这个过程中，监管部门已经从中成功“退出”。
与中国资本市场改革有关的话人们可以说得更多更多。如果说，是制度造就了王小石事件，那么王小石事件是否又可以为制度造就些什么，这也许值得人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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