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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栋/文
9月下旬，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3个月后的今天，中小投资者等到了好消息。
12月7日，证监会出台了正式的《若干规定》，赋予中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重大事项的
发言权和表决权。
对这项“旨在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文件，流通股股东显然是拍手称快，认为理当如此。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最激烈的一种说法是对其完全的否定，认为“分类表决内容属于实体违法”。其理由是，“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给予一部分股东特殊的权力，就是改变公司招股时的契约，是改变受到法律保护的既有权利界定，是对其他股东权利的剥夺”。
我不知道这“其他股东”是谁？是大股东吗？
其实，每个熟悉中国股市的人都倾向于这样的观点：“这些法规是制度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有利于形成抑制滥用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制约机制，把保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落在实处，对中小投资者将是“长期的利好”。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反面的意见呢？面对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显然，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分类表决”的确存在着一些法律障碍，反驳者的理由也很充分，他们认为，“普通股和优先股才是类别不同的股份。而目前面对的都是普通股，因此，不存在《若干规定》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在严格遵守法律的大旗下，我们并不能够回避存在的同股不同权、大股东任意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实，而且，这种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对证券市场的评价，已经严重危害了股市的肌体。
对于这么大的社会成本，不知反驳者们又作何感想。
都知道，股权分置问题现在是一个死结，在这个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的前提下，要么等死，要么主动创新。
我想，管理层还没有笨到不知道目前还存在某些人提到的法律障碍，这也正是证监会提出《若干规定》的机制创新所在，是弥补股权分置导致的A股市场体制性缺陷的务实之举。
在保护流通股股东权益的问题上，很多人认为，不仅要引入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制度，还应该引入流通股董事制度，并与独立董事制度相结合。他们建议说，上市公司董事会的选举可考虑比例制的方式，如果流通股占30%，那么董事会中就要有30%的董事专门由流通股来选，不像现在基本上都是大股东说了算。
这些，在那些反驳者看来，不都是“违规之举”吗？可是，它们是不是现在的最优选择？如果不是，那又该是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历来谙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一些此前急着披露重大事项、企图绕开《若干规定》的公司已经让我们领教了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是需要监管者关注的。
分类表决是一种什么办法？是一种适应于当前实际情况的阶段性办法。它不是最好的，但至少在目前，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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