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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石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各种各样的议论和报道引发了“连锁效应”，受牵连方忙着划清自己的界限，表明自己的立场。证监会官员王小石利用自己的权力出卖“内部消息”，坐收“信息租金”，致使正式规则失灵。有中国良心的人都希望以“王小石事件”为契机，彻底清除证监会的腐败分子，彻底完善证监会的制度建设。笔者认为，根本的问题出在权力的两难上，而权力两难的根本又在于组织的治理结构和机制设计上存在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如何监管监管者的问题。没有完善的治理结构，正式规则再好也只能像聋子的耳
朵那样成为摆设，有着不可告人目的的非正式规则(“潜规则”)才是真正起作用的规则。非正式规则的私下盛行实际上为官员的权力寻租敞开了大门，管制失灵只会加重市场失灵，“掩耳盗铃”和“滥竽充数”的现象自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
监管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金融交易中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很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问题，而金融监管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消除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达到矫正金融交易中道德风险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金融监管就必须发挥所谓的“权力”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正是建立在降低信息成本、提高信息效率的基础上的。信息成本和信息效率的高低决定了监管系统的控制能力与金融系统的竞争程度。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分析思路，就是让监管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范围内替代市场，因为监管可以降低市场难以降低的交易成本。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权力在其中的定位很容易出问题。对证券监管的权力维度就不得不予以详细分析，因为中国的金融领域(包括证券市场领域)必定要靠基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来推行深层次的改革，而这种改革的推行又必定离不开政府权力的作用。在系统陷入僵局(本质上属于囚徒困境和协调失灵)的情况下依靠科斯式讨价还价的市场博弈来走出恶性循环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时候市场本身就不能发挥正常功能或者说市场本身就是失灵的，所以权力的介入是必然的。但是权力的过度使用和权力的适度使用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界定边界的地方，“权力悖论”正是由此产生的。权力的纵向性会损害金融监管的独立性，权力的扩张性会损害金融监管的正当性，权力的延缓性会损害金融监管的灵活性。“权力悖论”的程度会由于人为的原因得到不应有的放大，这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地方。权力的“扶持之手”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最大程度上限制权力的“掠夺之手”的基础之上，否则其负面作用(“掠夺”)就会大于正面作用(“扶持”)。
中国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困局表明，政府依靠行政权力来推动市场发展的策略上出了问题，关键是没有正确处理权力与市场的关系，结果导致股市成了权力的“寻租场”，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租金耗散”，从而需要不断注入新的资金来维持“正常”运转。而这些租金大都被和权力沾边的人攫取，而弱势的中小投资者则成为牺牲品，长此以往，整个系统必定收敛在坏的博弈均衡上，因为有着理性预期的新资金的注入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圈钱”博弈最终会导致一个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结果，这个结果与其说是市场失灵倒不如说是监管失灵。在存在监管失灵的情况下，监管层往往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他们不喜欢旧的监管体制，因为旧的监管体制已经使得整个局势陷入了困境，影响了他们的“权力租”的实现；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喜欢新的监管体制，因为新的监管体制可能会完全消除他们的“权力租”。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就只能非常缓慢地进行。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情形，因为按照曼库尔.奥尔森的看法，这实际上是小集团的“未涵盖利益”支配了政策制定从而阻碍了社会福利的生产和扩展秩序的形成。
权力永远是一把双刃剑，有约束的权力可以保护产权，没有约束的权力可以导致腐败。一方面，监管层有责任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所以必须拥有一定的权力；另一方面，监管层的代理人也有机会主义的倾向，所以必须对他们的权力进行约束。金融监管的过程就是通过权力的介入使得市场能够克服自身的缺陷从而比较顺利地运行，但是，权力的作用不恰当的话就有可能引起监管失灵——这实际上与道格拉斯.诺思意义上的“国家悖论”极为相似，关键在于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出一个有效的折中点，而这个折中点的寻找必须依靠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机制设计。笔者认为，金融监管中应该有一个让被监管者和潜在的被监管者发出自己的发散信息的渠道，比如激励理论中常用的抗议机制；还有就是，就像国内企业经常找一些咨询公司进行组织更新和管理改造一样，监管层也要考虑到找一些智囊团和智囊机构来使自身的治理机制升级。这是一个组织的问题，而中国的许多问题正是表现在组织能力不足、组织资本不高上。
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即使监管层不滥用职权，由于工作人员对他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剩余索取权(不能把自己的努力产生的收益内部化)，所以很有可能出现工作动力不足，从而滋长官僚主义并产生各种低效率现象。这实际上是由“权力悖论”导致的动力扭曲，这也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导致所谓的监管失灵。在监管层的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监管层“有限理性”的程度就会相对增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为故意地放大，所以，让监管层来承担过多的任务是既不现实也不合理的——市场能够做的最好不要让监管层来做。这是人的问题，把人看成是经济人比把人看成是道德人更符合实际情况。
毫无疑问，组织的问题和人的问题是相互依赖的，但是组织的问题要远比人的问题重要得多。市场是动态的，监管也是动态的，二者相互“匹配”才能够发挥出理想的作用。换句话说，在市场失灵和监管失灵同时发生的时候，先拿监管失灵开刀，完善监管层的治理机制，并在监管层治理效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这样才能使中国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朝好的方向收敛。总而言之，监管层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市场治理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而监管层治理水平的提高又必须依赖于监管层治理结构的完善，现在我们所忽视的正是如何防止监管层的权力悖论，从而形成监管层的有效治理机制。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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