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法之名：银广夏股民艰辛的诉讼故事

　　两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认为，如果说上市公司已坏了了良心，他们惟一能够相信的只剩下法律。因此，他们走上了一条漫长的诉讼之路

　　- 文/ 本刊记者 张邦松 黎力

　　对于今年68岁的洪威和他的老伴桑纪南来说，这辈子做出的最错误的决定莫过于在20 00年12月买入了3000股银广夏股票，这个决定完全改变了他们此后的整个生活。

　　每股33.7元，总价超过10万元，老两口不会想到，他们毕一生之积蓄进行的投资会在几个月后几乎化为乌有。2001年8月，一篇揭露银广夏造假丑闻的文章让这支“明星绩优股”原形毕露，连续15个跌停板之后，一个普通百姓关于财富的梦想，和他们手中的股票一起，成为泡影。

　　老两口傻眼了。他们不明白，这家媒体拼命鼓吹，不时有重要领导人去视察的企业，怎么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在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老两口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起诉。在他们看来，如果说上市公司已坏了了良心，他们惟一能够相信的只剩下法律。

　　一条艰辛的诉讼之路在他们面前蜿蜒展开。

　　碰壁

　　在2001年9月的一个早晨，桑大妈就去了位于北京三元桥的松涛律师事务所，准备起诉银广夏。这家律所收取了两位老人200元的手续费用，同时接收了桑大妈提供的有关资料。

　　“叫我们回来等消息，这一等就是九个月，中间一点音信都没有，连电话也没有给我们打过。”桑大妈说。

　　这期间，洪大爷不断从电视上看到银广夏案件的进展，被审计，被查处，被接管，越来越多的消息表明，银广夏这座只有空壳的大楼倾塌只是时间问题了，而他们争取自己权益的行动将变得更加困难。

　　2002年6月，桑大妈忍不住了，又去了一次松涛事务所，这一次，松涛所律师明确地告诉老人，这个案子很难办，要么撤诉，要么继续等，撤诉的话代理费不退还。

　　“他们说国家现在还没有法律判这种案子，法院也不让立案，不要说胜诉，连告的资格都没有。”从律所出来，桑大妈有点灰心了。不是不想告，而是不知道衙门朝哪开。松涛的态度很冷漠，也让两老失去了信心，桑大妈撤回了所有材料。

　　“当时我看到至少还有两百人在那，也不知道还有谁坚持到最后，以松涛当时的态度，恐怕大部分都望而却步了吧。”桑大妈说。

　　希望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电台里的一则消息又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大概是去年年初，我们听到颁布了一个《规定》，当时还不太明白这个规定意味着什么，但隐约觉得有转机了。”桑大妈说的这个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与此同时，中央台经济与法频道介绍了一家叫大成的律师事务所，“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大成。”桑大妈按图索骥摸到了当时还位于阜成门的大成律所，找到了现在的代理律师陶雨生。

　　陶雨生接待了两老，同时详细地解释了《规定》的内容。两老重新向大成递交了委托书，陶雨生正式成为两人的代理律师。

　　“开始松了口气，以为终于有盼头了，后来才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洪威说。

　　关键是递交材料一项，就把两老折腾得够戗。

　　“第一次，我去咨询，当场就签了委托书。然后回去拿材料。”桑大妈向《法人》介绍，当时大成方面让他们提供四份基本资料，包括银广夏股票买卖交割单，股东卡，身份证复印件，以及资金账户公证单。

　　“别看只有四样东西，我们折腾了至少四个月。”洪大爷说。单是公证一项，就花了近两个月，每一样身份和物件的证明都需要递交公证。还有股东卡带来的波折，让桑大妈感慨不已。

　　2004年5月13日，通过大成提交的基本资料至银川最高法院审核被驳回，理由是提交证据不足。

　　由于代码为000557的银广夏是在深交所上市的。“当时深股交易的资金账户没有身份证号码，因此股东卡上也没有，法院方面由此认定提交证据不足，除非补充办理股东卡所在地的第三方证明。”洪大爷对《法人》解释说。

　　而驳回的第二天，陶律师马上就要飞往银川立案了。

　　“陶律师一打电话给我们，两人都呆了，也没想到那么急，以前所有的股东卡都是在证券交易结算中心办理的。老桑马上就换衣服出去办。我在家里直哆嗦，时间那么赶，也不知道办得成办不成，办不成的话，我们就没法立案了。”洪大爷说。

　　坚持

　　那天的北京正逢一场暴雨，从东直门的家中到位于北太平庄的中国证券登记交易结算中心短短一段路，堵得水泄不通。桑大妈一边看表一边干焦急，最后咬咬牙从车上下来，在深及脚踝的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目的地，却发现当年的交易结算所已经搬迁了，取代而之的是一个陌生的公司。

　　“我当时都傻眼了，后来把心一横，去拍人家公司的门。人家中午正吃饭呢，出来一个小姑娘，问我找谁，我问问以前在这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搬去哪了，他们都说不知道。”桑大妈说。

　　大雨中，桑大妈站在路边，又给陶律师打电话，询问其他在深交所交易股票的股民是怎么开出证明的。陶律师建议其去华夏证券总部开一份结算清单，清单上会有身份证号码，算是折中的缓兵之计。

　　万般无奈，桑大妈又打车回到东直门的华夏证券营业部，找到当时交易的操作员。对方的态度很坚决，说不是华夏的责任范围，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

　　“我当时一听就来气了，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东奔西颠的，就算道理不在我这边，也至少给我个说法吧。我直接上二楼找客户经理，被保安拦住，不让进，我说你看我一老太婆能把你们华夏怎么着了，争执了半天，客户经理下来了，问了情况，说他也作不了主。”

　　桑大妈在华夏二楼的经理室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水没喝上一口，最后终于把总经理给等出来了。

　　“折腾了将近两小时，总经理过来了。问了我情况，我把其他材料掏出来给他看，材料都被水湿了边了，我说今天我一老太婆就是给你们磕头下跪也得把东西拿回去。”

　　这位姓吴的总经理挺同情两位老人的。详细查看过资料并询问实际情况后，给他们开了一份结算清单，后来又补开了一份证明。

　　从早上九点接到陶律师电话到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办好证明，桑大妈连午饭也没有吃，在大雨里穿梭了三次，回到家后全身酸痛，第二天腿开始肿胀。

　　“回家后跟老洪感叹，怪不得那么多人放弃了，这种折腾，别说是老人，连一般人都受不了，”桑大妈对《法人》说，“可越是这样我越加坚定，你们用各种方法阻挠我，我就是一个个单位给磕头，也把你们要求的东西办齐，看你们最后可以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交代，我就是要看看中国还有没有法律可以保护我们。”

　　第二天一早，桑大妈就出去送证明，陶律师拎着公文包站在路边，一接过证明就上了计程车直奔机场，当时离登机只有1小时了。

　　“时间那么紧，我都以为他们要放弃了，没想到两个老人家硬是把证明和结算清单都开回来了。”陶雨生不无感慨地说。

　　等待

　　2004年8月16日，是银广夏案子的最后立案期。据新华社报道，截至这一天，法院已受理银广夏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103件，涉案总标的约1.81亿元，涉及投资人共计847人。据代理北京市中小股民的陶律师介绍，经其代理并成功立案的有126人，桑大妈两老是其中最坚定的诉讼者。“他们很冷静，别人都在大吵大闹时，他们不声不响把所有的资料准备好拿给我，我很佩服这一点，有了这样的诉讼者，我们的信心也会大很多。”陶说。

　　但是，毕竟近三年过去了，洪威老两口换来的只是立案，对于真正讨回自己的权益或许还有更漫长的路要走，会不会是“三年过后又三年，三年过后又三年”呢？

　　那么，这样马拉松式的诉讼，其意义何在？除了“正义得到伸张，恶行得到惩处”这个题中应有之义之外，是否还有更宝贵的价值？

　　“我就不信法律不能给我一个公道。”老两口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在他们和千千万万的股民一样，努力替自己讨回公道的同时，他们也为自己赢得了更加有利的法制环境。

　　“在这三年中，最高法院、证监会等相关部门颁布了一系列规定和通知，这与广大股民为争取自己权益的努力不无关系。”陶雨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