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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兜底”的“父爱”心态不死，国有银行为国家信用“挖陷坑”的游戏就玩不停
记者 宁南
按照拟定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三步走”步骤，9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建行股改进入了第二个战略步骤——“引进内外资股东，实现股权多元化，并
完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国家电网、上海宝钢、长江电力(资讯 行情 论坛)三家国资大企业以股东身份共同投资80亿元，占有建行4.11%股权。
但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这三家国企的“战略投资者”身份，在缺失境外资本和内地其他所有制企业投资的前提下，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市场意义。为了引进更符合国际规则的投资者，更多的热闹希望中国政府能做出承诺：一旦中国建设银行在海外上市后坏账激增，政府将出手相助。
这家国际报章指出，有如此希望的主要是投资者、建行官员及其上市顾问花旗银行和摩根士丹利。这些原本属于博弈对手的两方谈判者最后达成了相同的利益诉求：中国政府做出财政支持承诺绝对必要，这样可以减轻基金经理人对建行上市的担心。一位内情人士甚至表示：“中国政府必须站出来向投资者做出承诺，说明它不会坐视不管。”
据称这其中的依据是，在中国的银行系统中，计划于明年海外上市融资50亿至100亿美元的建行将是第一家在国际上招股上市的银行，为了保证一举成功，“政府应该做出一个有约束力的承诺，即若建行的不良贷款水平超过了上限，政府将从建行回购不良贷款”。
这一要求国家信用为建行上市担保的呼吁，在9月21日建行分立挂牌当天就遭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拒绝。他指出，为降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负担，中国政府在过去10年中提供了巨大的财务支持，“中国央行不会再提供任何额外的金融援助，以帮助国有商业银行减轻坏帐负担”。这位国有四大银行股改主要操作者认为，中国各银行目前的息差收入已经足以有效弥补银行的不良贷款损失。
事实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改的每一个步骤都倾注了政策设计者的努力——企图割断政府与银行间多年来形成的信用“脐带”。但具有悲剧色彩的事实是，每一步改革措施生长的土壤仍然是政企难分的旧体制。
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的监管机构在具体运行中仍然是政府实现其社会经济目标的工具，其中社会稳定自然是其首要任务。当所有最基本的监管任务都让位于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时，就会制造接连不断的道德风险。
“出了坏账没有关系，央行买单，因此我们1998年2700亿特别国债充实银行资本金，2002年再剥离12000亿元坏帐，2004年动用450亿外汇。”许小年分析说，“只注资不问责，结果银行的坏账风险非但没有控制，反而因为注资，道德风险越来越坏。”
这位前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指出，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依靠国家信用担保。造成中国的金融机构“不怕出事，就怕出事出得不大”——“出大事国家一定管，出小事国家未必管。窟窿越来越大，补的金额越来越多，买单的人级越来越高。刚开始是股东级买单，地方政府买单，地方政府买不了了，由央行买单。结果道德风险将金融风险放大成‘无底洞’。”这就是新疆德隆曾经参悟透的“too big to fail”(大到死不了)。
道德风险在中国经常被误导为道德败坏。实际上，它是由于社会中风险制度行为的扭曲所造成的风险——只要有国家信用“包打天下”的行为环境，任何一家金融企业都有追求国家信用无限担保的理由。
按照许小年等一批人的思路，要打破这一宿命，就需要政府全面退出金融市场，国有金融机构实现股权多元化和民营化，使中国金融市场主要由预算硬约束下的民营机构组成，建立独立的和以法治为基础的金融监管，监管机构和央行对人大负责，提高监管过程的透明度，养成依法监管的制度。但许教授指引的这条民营化加透明监管的道路，是否真能治本不说，至少在眼下超出了央行和证监会的选择能力。
目前，中国金融改革已将原该承担金融债务的最后责任人由财政部改变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其旗下的中国汇金公司拿着4000多亿外汇继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改的“兜底”工作。令人担忧的是，央行的政策目标是《人民银行法》规定的维护币值的稳定，而非救助金融机构。如果这一责任由资金成本为零、只能印票子的央行执行进未来的货币政策中，对中国金融改革乃至整个经济改革来说，危害难以想象。
现在，无论如何，市场并没有因为周小川的公开拒绝而放弃对国家信用担保建行上市的想象。对此，花旗环球金融一位高级分析师提出了2003年中国人寿(行情 论坛)海外上市的案例，“中国人寿35亿美元的首次公开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包含一项政府承诺，内容是如果该公司出现210亿美元的保单亏损而无法融资弥补亏空，政府将施以援手。”她相信，“中国政府此番可能还得破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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