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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供给经济学论坛
非市场化的体制，不仅扭曲了要素的最优配置，也扭曲了劳动者的收入分配，进而会抑制居民支出能力并扭曲需求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关系，使生产能力过剩常态化，使经济出现需求不足型的增长速度下行。中国城市、交通和工矿等用地，由地方政府从农村集体和农民中低价征用，再高价倒卖，其财政对农民财产性收入进行过度分配；而单一房地产开发建设渠道供应房屋的高价格又转移了城镇买房居民的收入。这些都扭曲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流程，造成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式微，可能会使得外需出现绝对收缩，使出口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从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看，需求萎缩会使得产出严重过剩，并且使其常态化。
一、没有土地财政和高房价就没有生产过剩
从收入和消费的分流数据看，地方政府在1998—2020年，累积收取土地出让金587604亿元，分配给农民的不到3万亿元。即使按照世界各国最高40%的政府征税比重，也应当给农民分配352562亿元，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从农民土地低补偿征用中转移了农村居民收入35万多亿元。由于地方政府垄断卖地和只允许房地产商单一渠道开发、建设和销售住宅，2000—2020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9.26和28.52，比联合国人居组织居民房价收入比标准分别高出3.26和22.52（联合国人居组织认为居民房价收入比应当在3—6之间，并且以不超过6为宜）。即使以高过城市居民房价收入比部分计算，20年间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从居民手中转移了398986亿元的收入。按城乡居民70%的收入消费率计算，土地财政和高房价累积挤出了城乡居民526083亿元的消费。又由于出口占GDP比重也越来越低，所以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
202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84142亿元，即使50%留给农民，被转移的农村居民收入为42071亿元，农民因此失去33657亿元消费支付能力；房地产单一渠道供给的高房价又挤压了城市居民36458亿元的其他消费支出能力。当年工业产能过剩13.15万亿元，其中消费品过剩约6.58万亿元。可以看出，没有土地财政和高房价，中国就会不存在生产过剩。
需要指出的是，土地收入分配和房地产市场扭曲会造成“生产—分配”经济体制扭曲，使“收入—消费”的流量被干扰，进而使中国经济不遵从于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假设条件下的增长路径。在阿罗—德布鲁的静态一般均衡中，均衡意味着每一个市场的需求和供给都相等（市场出清），市场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在动态经济增长中，均衡意味着每一个市场在每一个时间位置上的需求和供给都相等（市场持续出清）。其有两个特征：市场总是出清的，市场出清总是最优的。
二、人口迭代累积性消费需求收缩20年内已经没有好的办法
中国虽然还没有到后工业社会，但是行政干预生育的力度过大，总和生育率低于2.1水平以下的拐点年为1991年，滞后20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收缩，引起“经济主力人口—就业—收入—支出—消费”经济活动链条的关联性收缩。比如到1992年到2000年，总和生育率下降趋势为1.88、1.76、1.76、1.77、1.68、1.63、1.55、1.48和1.22，20年后2012到2020年经济主力人口各年收缩量为345万人、224万人、371万人、487万人、349万人、548万人、470万人、369万人和820万人。
各年居民总消费除以劳动力数量为每个劳动力的消费支出水平。2012到2020年造成因劳动年龄人口迭代收缩而减少的消费需求为766.34亿元、1301.20亿元、2253.73亿元、3611.78亿元、4675.81亿元、6473.47亿元、8151.63亿元、9589.30亿元、12744.01亿元。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上行，消费需求总量处于边际递增时，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假设可能成立。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下行，消费需求总量处于边际收缩时，可能会发生需求不振，要求供给自动出清，否则，结果会是生产过剩。因而在均衡增长模型中，特别要关注的是中国未来人口下行导致的消费需求逐步萎缩，全球出口需求的下行波动，以及依附于消费和出口变化的投资在长期可能出现的相对和绝对收缩。因此，转轨国家（不改革或改革没有落实场景下）需要考虑总供给侧要素投入和生产率变化以及总需求侧消费、出口和投资变化，以此来观测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
三、土地改革增收入和平房价是提振消费的关键
未来需要对总需求不足加以纠正的部分是:首先，农村近八亿人口享受发展成果的水平还在工业化的中期，他们对耐用消费品、住房功能品质和家用汽车等的购买欲望还很大，但是土地等财产性收入水平过低。其次，城镇居民对高品质的一般性消费、住宅品质功能提升并且对家庭汽车也还有较大的需求意向，但是他们用于租房和购买住宅的租金和贷款支出过多、用于教育子女的费用很高，从而挤压了他们的消费能力。
从谋求未来经济均衡增长的角度看，（1）要避免人口增长和结构变化导致的国民经济急剧下行。建议分别缩短中小学和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2年和1年，延迟退休年龄，开发和鼓励老年就业，避免“就业—收入—消费”收缩过快。一方面，生育个人自主，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以新生人口的逐步增长和积累，遏制人口消费收缩过快；另一方面，生育振兴和20年后新增劳动力回升，也会为2040年后的中国经济繁荣奠定劳动力供给和人口消费方面的基础。
（2）通过改革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减少居民购房租房支出，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其一，尽快改革目前的地方土地财政体制并形成一个竞争性的住宅建设和供给市场。大幅度缩小地方政府向农村集体居民征地的范围，需要征地的以市场价征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用地市场，将地方政府的寡头垄断性卖地改革为竞争性的土地交易市场；土地交易收入归农民所有，地方政府以一定的比重收税，并且逐步使地方政府目前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由房地产税代替。其二，住房由多元竞争市场和政府补充供给，降低房价收入比，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改革目前住宅只能由房地产商开发、建设和供给的体制，在符合用地规划的前提下，允许私人建房和居民合作建房，并扩大政府公租房的供给，以形成一个多渠道建设住房的竞争性市场并由政府补充供给。
最后，防止收入在阶层中向上流动使得收入差距过大，从而造成消费需求不足。
（1）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和非正规就业的规模，鼓励和支持城市村镇街区居住、出行、购物、消费等低矮层化以及繁荣院墙、街巷、地摊的店铺和商贩。
（2）平衡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之间的关系，平衡智能制造与服务和人工制造与服务的关系，避免生产成果分配向资本和精英人群集中。
文章来源：天勇谈经济（原载于《财经问题研究》录用首发《中国知网》202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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