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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宏
万科股权之争已沸沸扬扬很长一段时间，围绕是“资本说话”还是“王石企业家价值”引发了舆论的对立和争论；双方各执一词，争论双方也许永远不可能达不成共识。冷静下来看，问题不是持“资本说话”观点的人错了，也不是持“王石企业家价值”说话的人错了。错在舆论总想引导人们承认一个本不存在的“对错”。当争论双方没有就争论条件达成共识，确一味纠缠在结果的对错之中争论时，争论已变得毫无意义。“万科之争争什么？”。万科股权之争既然已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事件，其结果必然具有社会导向性。所以，事件的结果，无论事件代表“资本说话”宝能一方胜出，还是事件代表“王石企业家价值”的王石胜出，再或是一个大家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其最终结果对社会价值导向无疑是鲜明的。人们期待一个合乎逻辑的是非判断，自然也在其情理之中，可事实是让人焦虑的，代表争论的哪一方都难以服众。人们在没有共识条件前提下得出的“结论”，总显得苍白。
所以，就万科股权之争，舆论应该清晰地明确讨论的方向和原则，看到争论的社会责任感。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就讨论的问题建立明确的条件关系逻辑。
首先，不应该把万科股权之争引入“资本是否应该有话语权”这样简单的争论范畴；因为，如果我们大家准备高举“让市场经济说话”大旗的时候，却去讨论王石对投资人的挑战是否合理这个命题，讨论还有意义吗？就如同如果我们不同意“两点之间距离最短”这个公理，几何学就毫无意义。不久前，重庆黄奇帆市长对宝能股权运作的分析，他指出：“大家很瞩目的万科、华润的事，这个事以我看真不复杂。保险公司如果是自己的资金拿200-300亿倒没什么，但是如果拿的是老百姓的基金，就要注意了，老百姓的基金跟你签1-2年期的合约，但你做人家大股东是要做百年的，不做百年至少十年吧，你是法人股东，不是战略投资者，如果是战略投资用基金投可不可以？你分红嘛，为了取得股息。但你作法人投资者必须有自己的资金，除非你让出了100亿-200亿的万能险的老百姓跟你签约委托你，我们不只做两年三年，我们准备长期跟你做投资股权，这就变成众筹的股权委托”。这段文字值得深思，他开拓了两个思维方向：1、宝能股权收购暴露了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制度漏洞（没有对错）2、资本道德的法律界定。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很难从专业的角度评价观点的准确性，但却能从中领悟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争论问题的条件前提是什么？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有些敏感的社会问题，在现实社会环境下，我们无法短时间寻求彻底解决；必须循序渐进；但社会的某个重大事件，却可以让社会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问题的解决，引导社会的进步。所以应该聚焦讨论的方向，明确讨论的前提条件。万科股权收购之争，应该上升到更具体的层面去讨论（去思考），如：“万科股权之争看到中国股市的融资制度缺陷”这样具体的范畴。
其次，同样不应该把万科股权之争引入“王石企业家价值”这样看似简单的道德争论范畴，如果我们大家还认同邓小平所奠定的“改革开放”这个历史赋予中国的前进方向，却不去讨论国企现实制度对企业发展的制衡，甚而变成“王石年收入1000万”是否合理这些命题，讨论还有意义吗？
毛泽东曾经说过：“透过现象看本质”；万科股权之争的最内核本质是什么？也许。这正是大家关注万科股权之争的原因。事实上这场持久的争论隐含了当今面临的三个社会问题（难题）：1、某些资本权利是建立在资本来源不公允条件下（无论是贪腐导致的权利输送还是制度缺陷导致被少数人利用），换句话说，“用别人的钱（或法律不允许的他人的钱）去创造财富和冒险”。2、国有制企业存在的制度弊端条件下（国有资本条件下，资本决策者与决策责任内在约束力不紧密）。3、现存股市制度规则对社会发展价值导向副作用非常明显这个条件下。在这三个条件下，我们去讨论万科股权之争显然难以达成共识，或者必然产生撕裂。
中国自古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一说，在经济社会中，常有“小马拉大车”形容企业以小博大；万科股权之争，恰有一点“小马拉大车”之嫌，因为还无结果，又关乎各利益集团的得失，就格外引人瞩目。既然万科股权之争隐含了太多复杂的因素，就不应该将讨论放在“资本话语权”范畴，而应该聚焦在宝能资本运作是否合法、合规的范畴，进而更深一步，“如果宝能的资本运作合法、合规”，合理吗？（有利社会良性发展的“理”吗？）。举一个例，“传销”或许绝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经济行为，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传销行为是利用时间和概念偷换将利益风险转移他人，而少数人获取暴利的行为，它有碍社会公德和社会进步，所以，法律给予这种行为禁止。我没有能力去运用经济学理论证明宝能利用短期保险资金和融资杠杆的行为对社会的价值贡献是“正”还是“负”，但直觉告诉我，即便宝能收购是成功的，其自身经营“成功”了，对社会的价值导向却是“负”的（我得承认这个观点缺乏数据和理论研究，很苍白）。因为这个游戏规则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如今虚拟经济（股市经济）旺盛，实体经济疲软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社会面临了一个很现实的“是非判断”，哪就是“用个人财富的结果证明行为正确，还是用社会普片的财富的结果证明行为正确”。我想这对大多少人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人类发展到今天，企业行为必须符合这个时代的社会伦理。用这个标准，至少我们有理由怀疑宝能收购万科的合理性。我希望有经济学家用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历史的数据证明这一点。社会发展到今天，至少大家应该达成一个共识：自由市场经济行为必须建立在一个公共准则基础上，就是，“用自己的钱（或法律允许的他人的钱）去创造财富和冒险”，社会经济行为应该以此建立基本的法律制度（经济游戏规则）。有背这一行为准则的行为，至少要通过法律的逐步完善予以禁止。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对经济伦理的基本思考，已有大量有识之士证明如果不对“虚拟经济”规则做深刻的反思，必然会引发新的经济危机。如果我们把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基本制度环境作为起码的社会价值导向，就应该把万科股权之争，所面临的资本要素分析的更加彻底，而不是简单讨论资本的权利。
如果要深入讨论万科股权之争资本应有的权利，我们视乎亦出现讨论方向的偏差。不是资本应该有话语权这样简单的争论，而是国有企业资本的话语权如何设计的问题。就万科股权争论的重要一方，王石之所以面临现在许多困境，甚而有人怀疑他在万科的作用，很重要原因是国有体制机制下，资本的决策者对经营者价值的判断恰恰不是“纯利益”的，笔者长期工作在国有企业，对“谁”代表资本决策感同身受，由于实际不为资本所有者，资本决策者责任缺失的例子比比皆是，经营者利益与资本缺失不关联导致企业经营亏损的例子亦比比皆是。今天的改革之所以称为“深水区”，就是现实社会的企业经营已无法回避这些矛盾。万科股权之争，其中对王石作用的讨论，大概隐含了社会对国企改革的期盼。在我看来，与其聚焦王石作为企业家的作用讨论，不如站在更高的角度剖析在现实社会环境下，“现代企业制度缺失导致万科的困境（王石的困境）”。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诞生了一大批身怀远大志向的企业家，由此诞生了“海尔”、“长虹”、“联想”、“万科”……一大批优秀的国有背景成长起来的企业，中国也在有限的开放市场诞生了“吉利”、“哇哈哈”、“蒙牛”、“希望”……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如果有学者愿意去深入研究，一定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种企业的成长轨迹是不尽相同的，抛开非市场因素，两种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企业家本身对企业成长的巨大贡献（战略、管理、市场等）。即便如此，企业所展现的生命力却存在不小差异。可以下一个结论：“单就在纯市场竞争范畴，民营企业所展现的企业生命力更顽强”。虽然这个结论显得武断，没有数据支撑背景。但我相信这一判断的准确性，希望有学者做出可信的统计分析以证明这个判断的真实性。之所以提出这个“武断”的结论（或许是一个假设），如果社会把企业长青作为一项追求，就应该现实地看到万科股权之争中背后，国企背景下企业家的“挣扎”和企业家的“放纵”，我相信聚焦与此的讨论将对社会有更现实的推动意义。
（作者简介：无锡雷华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广播工业协会副会长。公司为中航工业集团607控股子公司，主要经营广电传输设备，已在行业有20年经营历史，对国企存在的制度弊端有切肤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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