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家国

　　坦率地讲，在目前的市道里，从调查的初步数据统计来看，救市论(政策论)的支持率明显要高于反救市论(市场论)，这从民意或民众情感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因此就可以推定“救市论”就是正确的、合理的、可行的。救市论，在本质上看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投资者角度看，救市论是自私的、短视的，其用意在于围魏救赵，背后的实质是因资金被套而呼吁官方政策干预；二是从管理者角度看，其实质是错误的“家长主义”情结，而这个情结的背后是政绩论或个人英雄主义。我认为，就救市论的逻辑悖论与不可行性，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救市论坚持的是一种唯涨是从的“单边主义思维”。在救市论者看来，只有上涨才是正确的，也只有上涨才是受欢迎的，一切下跌都是罪恶之源。这种观点，从情绪上看固然能够理解和接受，因为上涨了才赚钱。但放下浪漫主义的情怀与理想主义的美梦，回到做多机制与做空机制并存的现实中来，冷静客观地思考一下：这种只涨不跌的市场，在人世间存在吗？客观地讲，涨与跌是市场的两面，犹如钱币的正、反两面一样，永远不会分开且不可能被人为地分开，每次上涨的背后所形成的获利盘就构成下一次下跌的势能，这种规律性的运行格局永远存在。因此，救市论其实是一种单边主义的思维，错误而且幼稚。如果说，这种思维出现在做空机制未形成之前，我们尚可给予理解和同情，但在中国市场做空机制业已形成的今天，再以这种单边思维来应对市场，就不能怪罪于市场或国家，而只能说自己太落伍。当然，有人会提出，做空机制是有资金限制或其它门槛的，所以小资金的散户依然有理由质疑市场或国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前半句是对的，后半句就错了，因为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必然性。请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熊市里，观望与休息不需要任何资金要求，甚至连手指都不需要动一下就可以实现，国家对持币观望休息有资金上的要求吗？此外，从交易行为上讲，“买”与“不买”，哪个更容易做到？显然，“不买”更容易，但你为什么毅然地选择了“买”？有人持枪在背后逼你吗？

　　二、救市论坚持的是一种“政府义务”论。这种理论，最明显的说法就是市场或上市公司都是管理层“审核”通过给我们炒的，现在管理层所审核的公司，其股价让我们吃套亏损了，因此基于民事法律上的“前因行为”之附从义务理论，政府应当对损害结果承担责任，这种责任或义务就表现为“大力度地政策救市”，最好是能保持股价只涨不跌。这种说法真的能成立吗？理论上讲，官方“审核”行为不必然带来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致人损害责任，尤其是股价波动致人损害的责任。这是两层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审核”行为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证监会与上市公司，而二级市场中“投资”行为是民事法律关系，其主体是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二者风马牛不相及。除非有证据证明，官方在审核过程中违背法律程序、越权或权力寻租，即便出现后一种情况，追究的也只是行政法上的责任，而非对投资者的“救助”责任。打个比方，官方以体验、颁证等程序形式“审核”夫妻法律关系，那么婚后一方有婚外情导致离婚，另一方有权要求政府承担“救助”义务吗？其实即便退一万步讲，如果政府真的有“救市”的义务，那么成功救市后指数上涨所导致的股指期货做空者的损失甚至“被秒杀”，这部分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他们是否有权起诉救市者或中国证监会？所以，“政府义务”说或救市论完全丧失或违背了契约精神，违背法治原则，而这才是中国经济社会之乱象丛生的根源所在。

　　三、救市论坚持的是一种“善良公民”论。救市论的倡导者之所以力推救市论，其一种重大的理由是投资者至今已经遭受很大亏损。但客观分析一下，亏损就必然有救济吗？投资者买入股票，往往基于两种原因，一是长期投资，看好公司前景与成长性；二是博取利差，自以为聪明地找到了“底”故而果断地参与短线一赌，结果悲剧。前一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不存在亏损与否，因为你看好的是公司前景，而不是当前股价的一时波动。而后者情形就可笑了！当初自己的判断错误在被市场验证后，自己不认错，反而倒地打滚指桑骂槐地归责于外因，最明显的就是归责于政府并不断讲自己为中国股市作了贡献，为融资与经济发展作了贡献云云，即四处以一个“善良公民”自居。但请问：这是真的吗？其实，每个诚实的人都必须承认，我们不姓雷也不叫陈光标，因为在这个市场里我们都是逐利者，为利而来罢了。最麻烦的是，改革者或管理者有时常有此错误认识，因此才会有“家长主义”的错误角色定位，最终不但没得到民意政绩，结果反而让自己越陷越被动。

　　四、救市论坚持的是一种割裂主义或局部思维。他们把救市简单地理解为只救股市，甚至把救股票简单地理解为不惜一切代价拉抬股价。从引进社保与养老金、放行QFII，到加强上市公司分红、改革IPO与证监会内部机构，监管层救市可以说是费尽心机、呕心沥血，但股民感恩过吗，结果又如何呢？上一次，官方于1664点的4万亿刺激也是相当给力，股价平均翻番且半数以上个股创历史新高，股民应当借机解套了吧？可为什么今天又上了套并且还在大呼救市呢？谁敢保证假如此次成功救市，上述现象不会重复上演？其实，救市论与政府历次救市行为，错就错在上述割裂主义和局部思维，以4万亿计划为例，不仅没能改变中国的经济颓势与不合理的结构，反而加剧了股市与楼市泡沫。在这一点上，吴敬琏先生讲得很清楚，单靠证券市场救市或改革，是行不通的，根本不能彻底提振市场。

　　五、救市论坚持的是一种股市“起搏器论”。有救市论者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困境重重，出口受阻而内需难振，官方投资或引导便成为唯一可做下去的文章。于是认为，官方最容易引导的就是股市，只要股市暴拉30%，民众就会跟进，这就可以变相地带动内需或消费，说白了就是增加财税收入与GDP。这可行吗？中国经济困境的治理，首先要找到病根或源头，而中国经济之病根不是股市没涨，而是结构不合理导致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导致的泡沫经济。所以，中国经济病根在调结构、抑通胀与防泡沫恶化。而且，以股市作为一国经济的“起搏器”，这种说法在经济学理论上几乎没有见过，也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敢这么有“独创”精神。不过，时间能够证明，这种路径设计，就如同当年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有人提出以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支柱产业”一样，会被时间证明它不是“独创”，而是“毒创”。

　　六、救市论坚持的是一种“政策干预论”。这与证券市场背道而驰。无疑，这也与我们一贯坚持的“法治”论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是相违背的。依照救市论的逻辑，要想实现救市论者期待的单边上涨式的市场景况，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政策干预来不断给市场以刺激，并且假想市场是个无限体，犹如猛男，怎么刺激都能承受不倒。但冷静想一下：这可能吗？我们一边坚持着法治思想与道路，另一边在自己受到利益损害或有利害关系的时候就希望通过“政策”来打断法治进程，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人为”干预，这是否是一种精神分裂？另外，这种治理模式能否持久？人们有时候莫名其妙地把自己搞成分裂人格，一方面在指责政府权力太大，要求进行法律限权，净化市场源头，而另一方面当利益关乎自己时又呼吁加强权力干预，呼吁政策刺激。法律人都知道，政策是对法治道路的临时性纠偏办法，在现代法治文明社会，法律治理才是社会治理的常态，而政策只是临时性与局部性的办法，不可越俎代庖，更不能取代法治。

　　七、救市论坚持一种“崩溃论”。有些人很喜欢用“崩溃”一词来渲染其在言辞上的说服效果。但只要简单思考一个问题，答案就自明了，即：1664点时，中国股市都没崩盘，为什么或凭什么认为在2000点之上的市场是“崩盘”？那么，为什么救市论者还在不懈地坚持“崩盘论”来制造紧张气氛，要求政策干预和要求“救市”呢？我想，还是个利益问题。只要简单地查看一下过去，大凡救市论者，都是在3000点上方或2700点时一直坚持认为“牛市来临”、“大牛市”或“牛市第二期”的人，是那些坚持认为2700点之下遍地黄金捡便宜的人，甚至在2100点附近时还坚持认为是铁底、铜底、钻石底的人。面对此前分析上的一错再错，唯一可以自圆其说的办法就是推托责任于管理层与市场，并以“善良公民”的形象来呼吁救市，殊不知(或故意假装不知)，当初的判断与分析错误才是今天资金吃套的真正原因所在。一定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造成我们亏损的，并不是股价波动(它也是赚钱的原因)，而是我们错误的判断与买进行为，即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错误的事。正如刀不会自动“走”来割破人的手指，而割破手指的直接成因最终必是人的行为，而刀只是个中立的工具。

　　八、救市论一方面在指责官方权力过大和滥用，另一方面又在“救市”呼声中希望强化权力，渴求政策干预。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一个矛盾体，究竟是要限制权力还是要强化权力？换言之，究竟依靠权力还是法律作为我们行为的最终判断标准？救市论在这个基本原则问题是动摇的或者是不清楚的。救市论，其实从行为源头上看是一种无原则的利己主义行为选择，同时从行为效果上看又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式治理，最终带来资本市场“权力－市场”博弈的恶性循环。哲学上，行为选择理论的基石在主体意志自由，但这种理论也是有原则和限度的，利己主义者最终在呼吁政策救市时就放弃了原则，暴露出贪婪自利的本性。其实，在资本市场中，人的逐利目的是正常的、合法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以“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救管理者”等堂而皇之的借口来掩盖背后真实的利己目的，那就不正常、不善良了。从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市行为效果来看，最终必然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当救市成功、股价上涨时，政府得不到半点赞美，投资者一个比一个自以为聪明；而好景总是有限或不长的，当趋势逆转市场下跌时，指责谩骂之声就来了。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事实上，当年1664点的“成功”救市(从股价或指数上看的)，最终也没有逃脱今天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命运。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救市论是一种幼稚病。这也正如韩志国所讲，救市只是打了一剂兴奋剂而已，只有一时之效而无长久之治。所以我们始终认为，市场化才是中国证券市场乃至中国经济未来改革道路的不二法门。有人说，每一次“底”都是“救”出来的。但遗憾的是此话只对一半，因为每一次真“底”，都是政策叠加效应与市场力量形成共振才会产生的，是经济规律与人为政策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合力方成，缺一不可。要想中国证券市场在规范化的道路上长治久安，除了要放在整个国家安全与经济改革大背景中进行统一的战略规划或顶层设计之外，唯一的道路就是重树契约精神与法治理念，分清管理者、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三者角色与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制度化建设，必要时重新修订一套能切实限制权力、打击欺诈、保护投资的法律规则，切实维护市场“三公”。(作者系法学博士、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