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伟

　　尚主席走了，郭主席来了。

　　尚福林来时，上证指数1500点，9年上涨了900点，年均复合升幅达5%，比年均通胀率高出2个百分点，股票投资收益以指数衡量，超越了CPI。

　　从更大方面说，这9年中国股市完成的事也最多，从股改到中小板、创业板、市场化发行等，几乎每一项都可载入史册。

　　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在完成诸多大业同时，中国股市也创造了几个之最。

　　一是指数升幅与GDP增幅相比的最小记录。由于1995年之前为T+0交易，且没有涨跌停板，市场投机能量被无限放大，因此，凡是和指数表现相关的比较分析，我都以1995年为基准。而1995年，上证指数年平均值661点，国内生产总值5.8478万亿，流通市值938.22亿元。到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0.75倍，流通市值增长了12倍，但上证指数年平均值与1995年相比上涨了1.24倍，比GDP增幅高出0.65倍。而从2002年后的9年间，流通市值增长了13倍，与前7年基本持平，GDP总量增长了2.92倍，但同期上证指数的年平均值仅上涨了75%。换言之，1995到2002年的7年间，股票投资收益跑赢了经济总量，股民财富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提高了。而从2002年来的9年间，股票投资收益相对经济总量来说为－58%，股民财富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二是股民损失的最高记录。指数仅是当期市值与基期市值比较的产物，只能反映出股市总收益，不能反映收益去向，因此它并不代表二级市场的实际收益。反映二级市场实际收益的最好办法是比较二级市场付出的总成本和总收益。从这个角度说，从1992年到2002年的11年间，二级市场投资者的总收益是－2900亿元，而从2002年到目前为止的实际亏损则达到了1.5万亿，平均每个二级市场的参与者净亏约2万元！

　　三是大起大落的最高记录。从325点到2245点，7年上涨5.9倍，年均上涨84.4%；从998点到6124点，上涨5.13倍，历时仅2年，年均256%。从1993年2月的1558点下跌到1994年7月的325点，下跌幅度79%，月均跌幅4.4%；从6124点到1664点，月均下跌幅度为6.06%。如此巨大的波幅是在短短3年内完成的，不能不说是一个世界奇观。

　　总而言之，过去9年中国股市的成就非常巨大，但付出的代价也非常巨大。成就主要是宏观层面的。而代价则是二级市场的，是广大股民的。

　　我认为，这些代价的绝大部分与证监会工作没有太大关系。它们有的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属于创造性破坏，因为一切重大历史进程都是伴随血与火进行的。还有相当部分则与我国股市的发展模式有关。

　　过去20年来，中国股市的成长基本上属野蛮成长。其具体表现是，在发展与监管的关系上重发展，轻监管。早期的股市是发展与监管轮流执政，监管只是市场调控的手段之一，一旦发展需要，监管就会退居二线，甚至销声匿迹。而近9年来，由于发展的需要，我们已很少听到监管这个词了。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内幕交易盛行，老鼠仓盛行，个股炒作更加疯狂，更肆无忌惮。良好的监管可有效防止股价的过度炒作和股价的大起大落，是对广大股民尤其是散户的最大保护，也是稳定股市的最好方法。在发展路径选择上，过于注重数量扩展，忽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市场管理上，过度强调股市为国民经济服务，要服从经济大局，忽视市场本身的合理诉求。在市场建设上，注重制度的改革、创新，忽视在这一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避免弊端的出现。比如，这几年，绝大多数新上市股票都出现了大幅度超募现象，这显然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因为从股市服务经济角度去衡量，这些资金本应支持更多的企业发展，而不应放在公司帐上闲置，甚至是乱投资。

　　任何一种发展路径长期走下去，都会产生正效应逐渐消失，负效应逐渐累积的结果。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股市的野蛮成长带有某种必然性，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和我们经济规模相匹配的市场，那么，今天，当股票市值占国民经济比重已经达到了50%以后，继续在这条老路上走下去就变得不可思议了，而且潜在的风险也会变得极大。经济要转型，要从外延扩张型、资源浪费型、环境破坏型转变到内涵增长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轨道上来，股市也要从数量扩张型、资金浪费型、投资环境破坏型发展转变到质量发展型、资源节约型、投资环境友好型轨道上来。

　　换人就是换思路，这是政治常识。20年来，5届证监会主席也非常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刘鸿儒的任务是创建市场管理的基本框架。周道炯的任务是理顺管理体制，整顿管理秩序。周正庆的任务是拉动股市，创造财富效应，刺激内需。2000下半年，当最高决策层发现股市连续大幅上涨不仅没有起到刺激内需作用，反而埋下巨大隐患时，周小川就上任了，他的任务就是来转弯子，为前任背骂名的。而尚福林的任务我们都看到了。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现在，尚主席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后走了，郭主席来了。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中国股市的发展思路转型包括其功能的重新定位已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因为老路子已不能再走下去了，也因为郭树清的法学博士背景，以及他在建行工作期间的行事风格。

　　中国的银行界曾有一个段子：人行的票子，工行的摊子，中行的架子，建行的卡子，农行的胆子。从1996年到1999年，上证指数在上涨200%后，仅回调了32%，创下大牛市后绝对和相对回调幅度最浅记录，这一记录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是中国股市真正属于股民的春天。这个春天是在来自建行的周道炯任上实现的。股市需要胆子，也需要卡子。当同是来自建行的郭主席上任后，中国股市是否将迎来又一个属于股民的春天？我们热切期待着！

　　(作者为我国最早的证券分析评论家之一，资深技术派专家，金证导航技术暨运营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