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少鹏

　　8月25日，我在《中国股市走势脆弱缘于定价权缺失》(2011年8月25日《证券日报》)一文中提出“股市定价权”问题后，有不少读者和业内专家就此展开讨论。有读者提出，中国不仅在股市方面缺失定价权，在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方面，甚至在人民币价格即利率、汇率方面也缺失定价权。

　　我认为，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在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在大宗商品日益金融化的今天，我国的金融中介机构、各类投资者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国际参与能力还偏弱；同时，发达金融市场拥有话语强势，其对中国金融市场问题的解读易简单化、概念化，提出的治理意见也与现实有较大距离。这就自然导致如下的舆论现象：一部分人动辄拿成熟市场的标准(如股市市盈率等)来衡量中国市场，主张“数据接轨”；一部分人主张完全的私有化，认为只要让私有力量完全释放出来，市场自然就会成熟。如此，“规范发展金融证券市场”的命题就被简化为了“照搬照抄”，甚至“推倒重来”。

　　在此，我要特别说一说人民币汇率问题。其实，汇率政策也已被国际经济的现实所绑架。目前，更多的人生硬地把中国贸易盈余当作人民币升值的依据，但是，我国贸易盈余的主要部分来自加工贸易，包括大量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而传统的汇率形成理论，是建立在一般贸易盈余基础上的，并不能反映中国加工贸易占主导的经济现实。结果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承担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加工地的大部分成本，满足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消费需要，但加工贸易对中国生产的拉动程度十分微小。换言之，人民币的实力并未因加工贸易的扩大而显著增强。如果剔除加工贸易部分，中国的一般贸易盈余远不足以支持人民币目前的升值速度和幅度。与此相关的是，如果人民币汇率形成不能自主，国内货币政策也很难真正自主。

　　我们谈股市的定价权、话语权，离不开这样一个大的背景。那么，既然定价权受到来自前后左右的多重掣肘，是不是中国股市就不能有所作为了呢？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中国股市可以运用好自身优势，找出自己的劣势，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工作。股票市场的优势在于，其投资标的是透明的——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治理结构都是相对公开的；其交易规则是透明的——买卖双方都依据公开信息做出决策，一旦交易异常即可追查。如果我国股市的各项规则清晰，执法有力，形成公信力较高的价格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做的第一项工作，还是市场基础性建设。其一，完善新股发行制度，扩大询价机构范围，严格询价程序，使新股价格更加符合市场意愿。其二，尽快减少直至消除发行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审核的行政色彩，将融资和上市主体的行为交由市场约束，交由执法力量监督。其三，依法打击内幕交易、价格操纵等扰乱市场公平秩序的行为。其四，尽快落实上市公司直接退市制度。这项制度对于实现市场真实估值极为重要，不可再拖延下去。

　　第二项工作，是进一步理顺中央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理顺交易所定位和职责范围。在当前阶段，行政性管理完全退出尚不可能，但把上市、增发、并购重组等的审核工作交给专业的、市场化的职责部门(如交易所)，并非没有可能。中央证券监管机构应尽快向“执法为主”转变，而不是更多地“管理市场准入”。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应以依法吸引企业上市，依法淘汰劣质上市公司为主要竞争手段。依法监督上市公司公平披露信息，提高信息披露水平，是交易所十分重要的职责。目前，投资者欲了解上市公司真实情况，并不十分容易。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交易所可以增加对上市公司实地核查的职责，可以与中介机构分工合作。尤为重要的是，要避免两个交易所为争夺上市资源恶性竞争的情况；也要遏制交易所搞形象工程，不顾实际地“开发市场”。

　　第三项工作，是加强证券市场文化建设。要适度投入资金，组织好智力资源，就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理论专门立项研究。还要加强公众资本文化的培育。目前，既有的理论体系并不能完全满足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现实需要，特别需要就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对策，进而服务于长远发展。

　　(本文同时在人民网首页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