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源(专栏)

　　一边是管理层沾沾自喜于“中国已经建立了基本适应国情的发行监管制度，自2009年以来进行的两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也基本达到预期效果”，一边则是《中国城市“股民”健康数据报告》显示的，经济压力、股市变化、健康困扰“三座大山”重压下，六成股民被负面情绪所包围的情绪“熊市”。

　　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后者不仅是对前者所谓新股发行改革效果的强烈质疑，无疑也是对股市监管宗旨的严肃拷问。

　　长期以来，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走符合我国国情的道路”。但是，什么叫“符合国情”？

　　中国的基本国情一是地大物博，二是人口众多。然而，“地大物博”究竟是“人口众多”的生计之本，还是少数权贵先富起来的资本？不同的回答，反映的是不同的利益倾向。人们不禁要问，这种背离民心民意民情的“国情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情观”？

　　全世界的股市中，恐怕没有一个会像中国A股这样，气壮山河地把“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放在压倒一切的首位的，更没有一个会像中国A股这样，如此直接地将资本市场的功能说成主要是为了尽可能满足企业在改制、整体上市、并购重组等诸多方面的融资需要的。

　　从一开始的为了给国企脱困排忧解难而定位为“国企融资渠道”，到如今一些人所竭力鼓吹的所谓“积极的股市政策”市场化发行，无论说得多么好听，说穿了，无非是打着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旗号，把股市当做货币政策重要补充的一种实用主义。不要说与资本市场在推动产权改革、完善要素市场、改善公司治理、优化资源配置上的应有功能相去甚远，更是把回报投资者的基本前提扔到了九霄云外。

　　其实，股市最基本的功能，一言以蔽之，就是投资功能。离开了千百万投资者的参与，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如果一个企业不能给投资者以实在的回报，它的发展蓝图即使吹得上了天，对于投资者来说，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就中国股市目前的情况而言，固然不无企业融资需求空前迫切的一面，但无可否认的是，同时也存在投资者回报严重不足的一面。相对而言，后者不仅是一切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方面，而且也是内地股市真正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最主要同时也是最基本的国情。

　　尽管从开户情况来看，内地股市的股民人数目前足以傲视全球，然而，参与人数的众多，不仅与他们并不雄厚的经济基础不相称，更重要的是其中大多数人的抗风险能力还很弱，离开了法律和市场监管制度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实际上不过是一群听凭发行企业欺诈和掠夺的羔羊。

　　目前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之所以在某些人来说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无非就是“三高”发行的普遍性和超募比例之高，不仅极大满足了发行人和相关利益集团圈钱寻租的目的，而且也使得新股发行轻而易举达到了所谓融资扩容规模。但是，须知，这种肆无忌惮的掠夺性融资，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投资人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它所严重损害的又何尝不是发行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诚信基础？

　　国情即民情。股市也不能例外。股市政策是否“符合国情”或“适应国情”，唯一的标准就是民心所向。“三高”发行的不得民心，民怨沸腾，从最近每况愈高的发行中签率以至于出现股市开市以来之首次发行失败，已经得到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