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板上市企业吉峰农机下属两家企业的高管因为涉嫌单位行贿罪，最近被公安机关执行逮捕。两名高管出事，隐含着的或是农机购置补贴的乱象。本报今日的相关报道，结合吉峰农机一案，揭露了补贴背后的种种黑幕。

　　各个行业、领域中的财政补贴乱象，已不是新鲜事。稍微梳理可知，诸如家电下乡产品补贴、节能车补贴等方面，被曝出的问题可谓是层出不穷。补贴即利益，有利益的地方，就可能有歪点子，就可能有不当行为。

　　农机具的补贴也不例外。回顾过往几年中的乱象，出问题的，吉峰农机不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原本是国家惠农的项目，结果不少利益进了一些官商的口袋。肮脏的权力“黑手”，觊觎着丰厚的专项财政补贴。

　　近年来，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规模连年大幅增加，2004~2010年安排的中央财政补贴资金达354.7亿元，2011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总规模更是达到175亿元。如此巨额的财政补贴，如何真正使农民得实惠、企业得发展，考验着相关制度安排，更考验具体的操作。

　　从操作手法来看，农机具补贴被截留，过程并不复杂。很常见的做法，是相关部门将享受国家补贴的农机实行定点销售，部分经销商借此恶意抬高农机价格，致使补贴行为被扭曲。获得的好处，自然是由经销商和农机部门官员分享。农机官员与无良商人沆瀣一气，使得国家对农民的补贴严重流失。

　　当然，不同案例之间还有一个量大量小的问题。当事态严重到非要以刑罚来处置不可的境地，这背后国家财政补贴的窟窿之大，可想而知。由此，吉峰农机一案，其警戒意义十分明显。

　　本质上，这是一些部门权力通过造租行为，将行政资源异化为敛财工具，将公共财富不当甚至不法地据为己有。不少经销商则熟稔于潜规则，与部门权力的配合相当默契。其结果，一个政策目标原本清晰、良善的惠农举措，结果由于权力的异化而使得执行过程扭曲，目标难以实现。

　　扭曲的补贴，深刻反映出的是某种现实生态。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类似农机具补贴被部门权力不当、不法截留的事情，绝不鲜见。中央近年来推出了不少惠民措施，但一些权力部门硬是不肯只是目睹“肥水流淌”，想方设法造租牟利。种种阴暗的潜规则之所以大行其道，关键还是行政权力推波助澜。

　　仅从农机购置补贴的乱象来说，应检讨的问题不少，主要在于制度执行不严格、操作过程不阳光，以及事后督导检查走形式，没能产生实际监督力量——所谓监督权力虚置，即是如此。而对照中央的相关文件又可看出，中央“三令五申”所强调的，正是要求在上述方面努力做到位。

　　针对农机具补贴的乱象，农业部和财政部曾发文提出，要“三个严禁”、“八个不得”。其中诸多要求，直指痛痒处。比如，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不得指定经销商；不得违反规定程序确定补贴对象；不得将国家和省级推广目录外的产品纳入补贴目录，等等，都是抓住了要害。但很遗憾，许多时候，不是认识不了问题，而是政令缺了执行力。

　　为什么会缺少执行力呢？对于少数职能部门官员而言，非不能为，实不想为。身为国家公务人员，一些人每日不是想着如何将事情办好，而是把精力用于如何截留、造租，进而从中分到一杯羹。这是多么令人慨叹的现实。而滋生如此现实的根源，还在于权力的异化、权力管不住——这是导致当下中国很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当权力管不住，必然到处都是黑洞，又何止于各种财政补贴的“跑冒滴漏”呢？

　　无疑，各类巨额的财政补贴，需要更严格的制度与监管、需要更阳关的操作流程。将补贴补给真正需要的人，是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但透过扭曲的补贴与异化的权力，值得反思的，又不仅仅是财政补贴的黑洞。约束权力，深化改革，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