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民生

　　中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股市已有150多年时间。而近20年来重建的内地股市更是突飞猛进。股市对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发挥了复杂作用。但是时至今天，中国股市还只是发挥了半套功能，它对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以及经济民主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在斗转星移的今天，了解中国股市的过去，认清它的未来责任，尤为重要。

　　中国内地股市重建至今已有20年时间。近日，有不少业内人士就此发表了回顾性文章，有些分析人士也对此作出了历史性评述，所言感慨良多。然而，既然讲历史，就要有相应的历史事实和历史意识。可惜的是，有些表述与史实存在出入，有些论断也缺乏必要的史识支持。尤其在中国股市的历史贡献与未来责任问题上，存在不少可议之处，需要辨明。

　　而探讨这些问题，绝非是象牙塔里的事，它关系到对中国股市本质特征的认识，关系到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关系到中国股市的未来走向。这里，先介绍三点看法：第一，中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股市已有150多年时间；第二，无论是最初的股市还是最近20年重建的内地股市，都只发挥了半套功能；第三，中国股市对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所起的作用远未得到认识。

　　今天，当我们回顾最近这20年的股市历程，只有把它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看清其真实面目；只有把它放在历史的坐标上，才能发现它的历史贡献，以及未来责任又在哪里。

　　一百年前的中国股市贡献了什么

　　在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段十分流行的论述。有分析称，中国资本市场仅用20年时间，就跨越了全球资本市场花几百年才走过的路。这是在许多场合、许多地方都能见到的一种说法，也是被许多人视为共识的一种看法。然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利于深入了解中国股市的历史意义的。

　　据史料，早在15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股票交易活动。比如，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1862年8月9日)《上海新报》上有这样一段广告，“今有新做火轮船生意股份，目下将自己一股欲照股顶出。如各客商倘或合意顶者，请至公司洋行未士爹鼻臣面议价目可也。”这段文字表明，股票交易至少在1862年就已经在洋行里进行了。

　　又据1866年7月5日的《字林西报》记载，一张1864年利华银行面值10英镑的股票，市价高达25英镑。而在1850-1860年代，由于外资航运公司获利丰厚，外商在华设立了多家船厂，航运及造船公司股票成为继银行股之外的又一买卖热点，以致市场上证券交易额“日以百万计，投机交易有时延至深夜”。

　　1869年在上海四川路二洋泾桥北，出现了中国第一家专营有价证券的英商长利洋行(J.P.Bisset & Co。)，后来又有几家这样的公司相继设立。“店多成市，该业始发达”。(见1919年9月16日《银行周报》第3卷总第116期)在此阶段，受到在华外国股份公司的影响，中国第一批股份制公司也开始酝酿。

　　同治十一年底(1873年1月)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股份制公司轮船招商局开办。光绪二年(1876年)开平煤矿、光绪五年(1879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六年(1880年)天津电报局，光绪八年(1881年)平泉矿务局等股份制公司相继开办。同期，在华外资股份公司也在继续增加，如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公平缫丝公司、怡和保海险公司等。许多中国民办股份制公司也闻风而起。

　　另据1882年9月27日《申报》报道，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成立。这是一家华资股票交易公司。该公司内部组织分明，具有某些证券交易所的特征。它的设立为股票交易提供了便利，也开创了中国有组织的证券市场之先河。而据笔者逐月核查，从1882年到1886年，先后在《申报》挂出交易牌价的公司有33家，涉及金融、航运、矿产、能源、纺织、通信及公共事业等多种行业。

　　回首一百年前，早期的中国股市和股份制公司，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其一，造就了一批中国现代企业，有些至今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龙头。其二，造就了一批产业工人，承接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其三，引进了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新的产业与技术，有效利用了社会资源进行工业化探索。其四，开始尝试资本社会化，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创造金融财富。

　　不幸的是，由于农业文明在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小农经济汪洋大海，加上体制机制原因，早期的中国股份制探索所走的道路非常曲折艰辛。

　　近二十年来中国股市又贡献了什么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此举是中国内地股市重建的基本标志。次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中国内地股市从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历程。现在，回首沪深股市这20年的发展道路，有两根主线十分明显：一是市场融资主线，二是市场建设主线。这些年来，沪深股市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大大超过了这两个市场本身。

　　然而，在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对中国内地股市为什么在1990年恢复重建，做一点经济背景分析。

　　回到1990年，当时的中国经济状况是怎样呢？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0年中国的GDP是1.87万亿元，人均GDP是1644元。其中，第一产业21.7%、第二产业41.3%、第三产业31.6%。当年财政收入0.29万亿元，支出0.31万亿元。而2009年的GDP是34.1万亿元，人均GDP是25575元。GDP构成是第一产业10.3%、第二产业46.3%、第三产业43.4。财政收入6.85万亿元，支出7.63万亿元。

　　如果把这两年的数据做更深一层分析，可以发现，20年前的中国经济是工业化程度低，效益低，消费水平低。另外，当年的外汇储备只有110亿美元，而去年的外汇储备已高达2.4万亿美元。很显然，那是一个缺技术、缺资金、缺外部市场、缺外汇的年代，加上许多老国企陷入经营困境，国家又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经过改革开放十年摸索之后，重开股市已是突围的出路。

　　20年来，中国内地股市股票发行量，从1991年的5亿股增加到2009年的2.05万亿股，上市公司家数从1990年的10家增加到2009年的1718家。今年两市又增加了300多家上市公司。截至去年，两市总市值已超过24万亿元，总开户数已超过1.7亿户、证券投资基金已发行557只，基金规模已超过2.45万亿元。发展之迅速，举世罕见。

　　这其中，有两根主线值得研究。一是融资主线。20年来沪深股市为上市企业提供的融资服务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融资试水期，如为“老八股”等集体企业提供融资平台；第二阶段是国企解困期，主要为大型国企上市提供融资服务；第三阶段是银行登陆期，为大型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创造条件；第四阶段也就是最近的创业企业亮相期。

　　另一根是市场建设主线。20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沪深股市的自身建设也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机构投资者队伍迅速扩大。其中，证券投资基金数量正以超常速度在持续增长；二是市场制度建设在加快，相应的法律法规正在加紧制订和完善之中；三是市场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如创业板和股指期货的推出，为市场深化创造了条件。

　　回首这20年的股市，为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什么？一是为各行业有竞争力的关键企业提供了融资平台，改善了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了企业的资本构成；二是加深了中国经济的资本化程度，提高了全社会的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三是拓展了金融市场，为中国经济从制造大国、贸易大国，向资本大国迈进，创造了基础条件。

　　然而，从以上两根主线中，也可以发现，20年来中国内地股市过于偏重对融资的关注，只是发挥了股市的一半功能。另一半，金融财富的公平性分配问题，公众投资人的权益保障问题，投资市场的有效监督问题，以及经济活动的民主性问题，特别是股市的社会文化意义，明显被忽视了。

　　中国股市的历史局限与未来责任在哪里

　　要认清中国股市的历史局限，首先要回到原点，对股市的本质有所了解。股市是什么？是股份公司优化利用社会资源开展融资活动的场所，也是社会公众投资人进行股权投资、寻求财产性收入的地方。现代股市的出现，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社会资金资本化的基础平台。股市中，之所以要强调“公平、公开、公正”的“三公”原则，和它的市场化、社会化、法制化程度高度相关。

　　根据这样的认识来分析中国股市，无论是一百年前的最早探索，还是近20年来的实践，中国股市有这样两个特点十分明显，这些特点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历史局限。

　　其一，高度的官办色彩，与市场化要求有所冲突。突出表现是，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扭曲。如，一百年前就有官督商办的股份公司，官股占很大比例，并对股份公司拥有全面的控制权。而近20年来，也有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直至股权分置改革，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其二，高度的政策色彩，与“三公”要求不相吻合。突出表现是，在市场制度安排上出现扭曲。如，很长一段时期在一、二级市场上就存在严重的利益不对称问题。有明显的政策红利和制度红利倾斜，并总是向着政策所扶持的对象，向着少数大股东。而社会公众投资人在市场博弈中，基本处于很不利的位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和中国股市产生的历史条件有关。中国股市不是市场经济自然形成的产物，而是“舶来品”，是从西方嫁接过来的。无论是一百年前，还是近20年，中国之所以需要股市，都和当时的经济需求有关，是官方主导的市场产物。因此，带有官办色彩和政策特色，是很自然的事。

　　只是股市本身是高度市场化的产物，如果加入太多官方政策色彩，就容易让少数人获得不公平利益。比如，在早期，由于国有股带有全民色彩，因而股市向国有股倾斜，还可以理解。但股市发展到今天，在一、二级市场上，还向少数人倾斜，就值得公议了。如，这两年创业板造就的一批“搭便车”亿万富豪，为什么能够顺利套现，遗留的风险又将由谁承担，就是个问题。

　　疑问还不止于此。由于股市具有广泛的公共性，是对公共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它还存在对公共金融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如果完全按照市场化原则来分配，那正是股市的特色体现。如果违背市场化原则来配置，那么不仅有违市场的本意，也会大大降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更为严重的，还有可能沦为掠夺公众金融财富的工具。

　　而股市倡导的“三公”原则，实际上还意味着它是一个需要强调经济民主的社会平台。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地方。比如，在很多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公告中，常常会有全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甚至涉及一些重要的人事安排，也是这样。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市场上，怎么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表决结果呢？显然是经济民主的机制出了问题。

　　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股市不只是一种牟利的工具，它还是传播现代文明、训练现代公民的地方。现在，当大家看到中国股市的这些历史局限之后，对于它的未来责任，就应该更清楚了。

　　那就是，中国股市需要发挥另一半功能，既全面尊重社会公众投资人的完整权益，保障其基本利益，保障股市创造的金融财富按市场化原则由所有投资者公平分享，保障经济的民主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只有这样，中国股市才有可能从一个投机色彩浓厚的市场逐渐演变成健康有序的投资市场，才能让最广大的社会公众投资人充分享受经济成长的真实成果，并对中国社会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全面转型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