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吴敬琏有很多误读，误读始于名字。

　　“琏”字三声，音同“敛”，而非误读的“连”。瑚琏，古代宗庙中盛放黍稷的大宝礼器，可以引申为治国的才能——对于吴敬琏来说，这个名字是贴切的隐喻，但也是误读的开端。

　　10年前的此时，吴敬琏在资本市场领域遭遇了一场对他而言可谓空前的误读，时至今日，谈及“赌场论”，仍必及吴敬琏——历史靠故事留存，故事以情节取胜——如今，很多人会津津乐道于那场著名论战的剑拔弩张，而对内中实质却疏于回顾，甚至倾向将当事人固化于脸谱之中，以圆满故事本身的逻辑。

　　当通过资料努力接近他以后，我觉得，毋宁说：吴敬琏全身心忠实和奉献于自己的信仰——以信仰的名义，他坚决不予调和；以信仰的名义，他长怀赤子之心。

　　因为他的信仰来之不易。

　　⊙记者 周翀 ○编辑 杨刚

　　顾孙衣钵

　　“娜拉走后怎样”，这是顾准和吴敬琏在40年前的牛棚中反复讨论的问题，两位衣钵相传的思想家试图以这个《玩偶之家》中女主人公的命题，来切入一个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几千年困扰中国社会的治乱循环，彷如娜拉走后又回来；尤其是当激进革命没有带来人间天堂，却转为专制主义的时候，他们希望娜拉不再回来。顾准对吴敬琏说，“要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样去解剖这个社会经济关系。”他已经依稀辨明路在何方。这位在当时体制下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大师、自由主义思想的旗手，冷冰冰地写下一段话：“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顾准的思想在特定时期被长期禁锢，他在想通“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时，已到人生边缘。对守在病床前的吴敬琏，他给出的托付是：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为此必须“待机守时”。

　　1974年12月3日，顾准溘然长逝，吴敬琏和一位护士一起，亲手把顾准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吴敬琏传》记载，“他日后回忆说：‘……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顾准去世4个多月后，另一位经济学大家孙冶方恢复自由。大约从1979年底开始，吴敬琏进入一个写作小组，协助孙冶方完成《社会主义经济论》的著述。尽管孙冶方试图在规律与理论之间进行调和，但这种努力最终归于失败。孙后来多次对吴敬琏说，对那一套计划体制绝不能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不久后，孙冶方撒手人寰。

　　两位思想导师和亲密朋友均以死亡的方式向吴敬琏告别，他们用生命和智慧证伪、试错，从而影响和塑造了吴敬琏的信仰，这是衣钵相传，是风骨相继，更是死生相托。

　　日后，吴敬琏在涉及体制改革、经济转轨等问题的讨论中，之所以有时显得不可调和而又自信执着，就与这种信仰密切相关。他坚信，唯有彻底地推进制度改革，实现市场化、法治化，才会迎来社会进步。

　　“赌场”之论

　　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吴敬琏被尊为“大家”，其实与股市没有太大关系。某种程度上，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依托的基础理论就是吴敬琏和同事们发展起来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和同事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运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其背后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马洪牵头、吴敬琏参与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意见书的写作。1992年，也是吴，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

　　同时，吴敬琏在整体改革战略、国有经济和国企改革、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建议等方面亦均有卓越成就。

　　至晚从1988年开始，吴敬琏陆续对股市发表观点，其观点前后变化不大，社会和理论界也一直未视其为“异端”，直到2001年的一次著名事件，他放了“狠话”，掀起了轩然大波。

　　2001年1月，中央电视台《对话》、《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对吴敬琏的访谈，吴谈了对股市的一些看法，其间谈到“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由此联系到之前一年，吴敬琏曾就“基金黑幕”一事，发表了鲜明观点，坊间将这一系列并非“正面”的言论概括为“赌场论”。随即，经济学家厉以宁联合萧灼基、董辅礽、吴晓求和韩志国，对吴敬琏的观点进行了公开回应。

　　一时满城风雨。

　　2001年3月，吴敬琏的文集《十年纷纭话股市》出版。在前言中，他对那场论战的7个焦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其中特别谈到，“我并没有把股市一般地定位为‘赌场’和把整个股市活动说成是‘零和博弈’的意思，更绝对推演不出我要关掉股市的意图。我抨击的重点在于中国股市上违规违法盛行，就像一个有人可以看到别人的牌的赌场，这一点在我过去的文字中有更加系统的说明。”

　　可以看出，吴敬琏本意是以“赌场”来形容违法违规行为的特征和烈度，但“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这个表述，显然扩大了范围。事后想想，如果用“中国的股市在某个方面很像一个赌场”，或许效果会好一些，但这毕竟是口语，表达者并非要强调的内容，因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反而被极度放大，直至成为标签。

　　被误读是表达者的宿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那么，这是否意味近10年前的这场著名争论，只是一场口水仗呢？

　　当然不是。

　　为了信仰

　　很遗憾的是，这场争论没有促进交流，反而制造隔阂。当事双方均未在事后尝试进一步沟通。

　　这场争论的深层次意义，在于对证券市场的态度；决定吴敬琏态度的，是他的信仰。

　　从吴敬琏的角度来说，市场化和法治化是他得来不易的信仰，是终极的解决之道，他不同意仅仅将其作为手段和工具加以应用。所以，对于市场的不规范，他持不可调和的态度，他赞同“规范是为了发展”，但坚决反对宽泛意义上的“在发展中规范”。

　　而五专家的担心，则是作为政策咨询者的理想主义者“一言毁市”，给本不茁壮的股市幼苗加诸猛药，他们希望现实地看待和呵护市场。

　　历史不可重新推演。市场发展至今，已从很多角度为自己的发展道路赋加了合理性。世俗地看，吴敬琏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或许被现实证伪，例如他反对的“在发展中规范”；但另一方面，他的担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

　　他的担心，如今比当初，更具现实意义。

　　平民意识

　　当然，吴敬琏在争论过程中还有特别的光环加诸于身，这就是他的平民意识。他说，“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事实上，在近年来的转轨实践中，吴敬琏多次表达了对改革前途的担忧。一度，他以“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来描述彼岸；后来，他修正了观点，认为“坏的市场经济”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近些年，相对于他以之成名的、为改革提供巨大思想支持的市场化理论，他更多地鼓吹法治化。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吴敬琏也违过规，1997年，时为骑车族的他因赶去开会违反过交通法规，被交警纠正，斥为“为老不尊”，他当场“认罪”，亦算是以平民身份对法治化的亲身实践。

　　吴敬琏爱好广泛，他是音乐发烧友。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板砖录音机吗？吴敬琏在“文革”后期即巨资购入一台，只是听说他更喜欢古典音乐，尤爱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而当时多数年轻人是用这东西去听“靡靡之音”的。除音乐外，他曾痴迷于集邮和古钱币收藏，还喜好做木工活；瓦工水平也极高，在干校盖房子，他负责砌山墙。当然，也有人说他是经济学家中最早使用电脑的人。

　　只是，吴敬琏热爱生活的一面鲜为人知——对于80岁的吴敬琏来说，误读几乎终其一生。然而，以信仰的名义，他不怕误读。信仰无谓真假，信仰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所以，会心者似乎听见这位老人在不停发问：“你有信仰吗？你的信仰是什么？你坚持了你的信仰吗……”

　　这是吴敬琏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有人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