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到2010年，中国证券市场走过了第二十个年头。如今它正如一个青年人，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偶尔会犯些小错误，从中吸取教训，然后更加健康和壮大。

　　他还是一个非正常成长的年轻人，从一出生就被赋予了太多的希望和呵护，被寄予了太厚重的责任。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些长辈，目睹了他们的出生和成长、时时给予鞭策和激励、处处送出关怀和温情。

　　在二十年之际，他们对这个青年人有什么话要说？哪一些成长的故事令他们记忆深刻？他们如何憧憬和规划他的未来？

　　新浪财经陆续推出“二十年记忆”约稿，由亲历证券市场二十周年的代表人物来为您讲述他们的“二十年记忆”。

　　作者：谢荣兴  曾任万国证券交易总监

　　“三大救市政策”出台花絮

　　1994年上半年市场低迷。沪指从1993年2月的1559点一路下滑，至4月份已跌破600点，原证监会市场部副主任林义相回忆说：围绕股市如何走出低迷、如何“救市”，讨论了两个多月，最终出台了著名的“三大救市政策”，堪称中国股市的第一次大讨论。根据我的记录，从召开座谈会，讨论、研究“救市”到政策出台的时间长达三、四个月，而从4月份开始讨论到向国务院上报“救市政策”，股指又跌至325点，跌幅达45%，当事者焦虑是可想而知。

　　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刘鸿儒回忆说：

　　按理说监管部门应该不管股价的，这是市场规律。为什么要管？就是政治压力。上海股市股指跌到三百多点的时候，上海市委正式写报告给中央，中央转给我们，要求采取措施，得救啊。按道理讲政府管这个干什么啊？它有跌有涨。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环境。价格高低不应该管，这是基本的常识。但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政府为什么要管呢？怕社会不安定。因为我们的市场很脆弱，投资者的承受力也很脆弱，政府的承受力也很脆弱。所以应该在特殊环境下采取特殊措施，使得它不要造成更大的压力和社会的震荡。

　　我梳理了一下，刘主席不是“被救市”，而是主动启动救市的调研、讨论，并最终出台“三大救市政策”。94年4月22日上海股指跌到566点，证监会要求几家主要证券公司老总到北京证监会开会，座谈“如何救市”。

　　4月23日星期六，证监会主席刘鸿儒、证监会副主席朱利、证监会秘书长马忠智、证监会机构部主任张志平等参加，出席座谈会的券商有申银证券总经理阚治东、华夏证券总经理邵淳、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和我。当时我虽然是万国证券交易总监，但和张志平比较熟。他是原人民银行金管司市场二处处长，89年4月底我曾去拜访挂职在海南证券任总经理的他。90年至93年，我是海南证券的董事，海南证券也曾想高薪“收编”我，92年，五道口出身的张志平被刘鸿儒“招安”去了证监会。

　　1993年1月16日刘鸿儒曾带领证监会最早的一批干将朱从玖、宋丽萍、张志平、聂庆平等一行来到我黄浦营业部考察、调研，亲眼目睹了我营业部门口每天晚上有2000多人的股市“马路沙龙”，以及股民抢购每晚由我营业部自己编写的2000余份股市分析日刊《股市大哥大》的壮观场面。95年我到君安证券后，作为证监会机构部主任的张志平又和吴青一起到我君安上海总部来考察调研。第二个原因，证监会市场部因为市场的变化经常和我有“热线电话”，我记得和我联系最多的是交易部的李佩霞，她第一次和我打电话时告诉我：宋(丽萍副)主任跟她说，要了解市场情况就和万国黄浦的谢荣兴联系，因此，当市场发生重大波动时，我们李老师用她那清脆悦耳的嗓音来电话向我询问，我记得曾和李佩霞解释过：A字户不一定是个人资金，不少机构是用个人账户做的，而且这些A字户往往都是假名，身份证号码是自己编的，不懂身分证代码规律的人，甚至编出13月份45日出生，因此只有股东号是真的。

　　我和李佩霞一直没见过面，我最近上网一查，早年进入证监会的李佩霞现在是证监会稽查局副局长，当年的“姑娘”，在证监会一待就是十八年，既不跳槽，又没下海，把青春献给了证监会。欣慰的是当年曾用“热线电话”了解市场、监控市场，现在实行了第三方托管，所有非实名账号、“拖拉机”账户均变成了“睡眠”户，可以说进入了“磁共振”时代，一切“留痕”是那么的清晰无疑。

　　在94年4月23日的会议上，我没有记录下刘鸿儒等证监会领导的发言，也没有记录下证券公司老总们的发言，因为我趁别人发言的时间，在写我自己发言的六条提纲，包括股市下跌引发的社会治安和不稳定因素，例举了发生在十天前的事情，即94年4月中旬“全国纪检、监察干部证券知识培训班”在上海市委党校举办，全国有一百零三位纪委、监察干部参加。刘鸿儒、尉文渊、张宁、管金生等先后前去讲过课。4月14日上午我去讲完课后，下午陪同他们到万国黄浦参观、考察。停靠在营业部门口的两辆大巴士驾驶员座位前赫然写着：“全国纪检、监察干部证券知识培训班”的牌子。当时市场不好，股民们一看是中央来的领导，好多股民围着中纪委的干部要反映情况，要求“救市”，着实把一百多位纪检干部弄得很是尴尬，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有的则干脆高呼口号：“打倒刘鸿儒，邓小平万岁”。我猜想他们的用意是：改革开放是好的，我们是拥护的，但对当前股市政策强烈不满。

　　回到上海后不久，上证报记者李导找到我，向我约稿，希望针对当前疲软的市场，写点政策建议。我于94年5月5日在《上海证券报》发表了一篇对中国证券市场建设的思考文章，提出了十三条建议，李导一看内容全是要把当前不能实施的政策改为进入操作的建议，索性将题目也改为《将现在的NO改成YES》，一篇很严肃的政策建议，题目一改岂不成了调侃闲杂之文，为之我与李导还发生点不快，我在文中强调：在明确股市55亿暂不上市的前提下，提出了十一条建议，全文如下：

　　针对中国股票市场目前供给远大于需求的现状及股票供给的刚性特点，需要采取刺激需求的方法缓解供需失衡的矛盾，在明确股市55个亿在一定时间内暂不上市，最大限度地堵塞新的扩容的前提下，当务之急，是着力进行如下几方面的尝试：

　　1：允许券商融资融券

　　据统计，目前中国在册的个人投资者已达860万人，投资主体中，机构投资者比例过低，个人投资者占到证券投资主体的绝大部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尚未得到较大发展，企事业参与证券投资的数量较少，至于金融机构也未充分发挥作用，使证券需求的扩大受到很大限制，证券的供给又具有下降刚性，而中国目前的证券机构，还不能同发达国家的券商一样，具有与银行抗衡的地位，因此，国家应义不容辞地培育大型证券机构成为股市的中坚力量，允许达到一定信用等级的券商开展融资、融券业务。

　　2：允许规范的信用交易

　　信用交易在西方成熟的股票市场上司空见惯，关键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管制度和操作技术，信用交易采取的是保证金制度，对于活跃市场，刺激投资需求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发达的金融市场就是建筑在信用基础上的，我国已推出的商品期货交易、国债期货交易均以保证金为前提，下一步应在逐步完善期货交易保证金制度的基础上推出规范的股票信用交易，当前可试行券商信用交易资格审定制度，授权有关证券管理部门或资信评估公司对从事信用交易的券商进行资格审定，允许取得该资格的券商从事信用交易。

　　3：允许党政干部购买股票

　　要公开宣传党政干部购买股票，与购国债、存银行同样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光荣，也同样是按“资”分配。党政干部购买股票的配套方法是公开申报制，这样有利于监管，也是为股票市场正名，与其说此举能投入一定的资金，还不如说投入的是政策，是人气。

　　4：允许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股票

　　作为最低要求，应允许上市公司当本公司股票市价低于帐面净资产值时，可以回购本公司股票，作为延伸，当上市出于保护本公司的根本利益出发，只要公告也可以回购本公司的股票。

　　5：允许港、澳、台同胞购买A股

　　在开放国外资金进入中国A股市场前，应首先允许港、澳、台同胞购买A股，何况，香港、澳门回归大陆已指日可待。港币在南方沿海城市与人民币在香港的民间流通，已为社会所默认。

　　6：允许境内“三资”企业入市

　　A股市场逐步向国家证券市场延伸，实现中国股票市场同国际股票市场的对接，这只是时间问题。作为过渡，目前可开放境内的“三资”企业入市。

　　7：允许国际基金购买法人股、国家股

　　虽然证券管理部门已明确表示国家股和法人股暂不上市，但从长远看，国家股和法人股由生产性供给转化为流通性供给是必然趋势，实践中已开始尝试国家股和法人股向流通股的压力将相对减少，当前国外基金购买国家股和法人股可采用场外协议转让方式。

　　8：允许快速建立国内基金和境外共同基金进入股市

　　发达国家基金进入股市的投入量达到50%~70%，因此快速建立中国的基金进入股市，或者由境内特大型证券公司与国外金融机构合资组成基金管理公司，在境外募集基金，并投资于国内A股市场。

　　9：允许国家股、法人股以B股方式向境外投资者沽售

　　将国家股、法人股对国内股票市场供给压力向国际证券市场释放，可考虑将国家股的一定比例以B股方式向境外投资者发售，对于法人股、可由原发行公司回购并以B股方式向国际证券市场发行，与此同时，应保证国家股的控股地位，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国家股比例在51%以上为绝对控股，国家股比例在35%~50%为相对控股。

　　10：允许建立股市平准基金

　　股市场平准基金的来源，一是印花税；二是股票发行承销费；三是交易过户费，同时指定有资格的券商作为坐市商进行操作，给予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股市平准基金的运作以平抑股价而非以盈利为目的。

　　11：建立统一的更具权威性垂直领导的证券监管机构

　　中国股市的法制化建设严重滞后于市场的发展，这一被动局面至今尚未完全改观。一是政出多门，各管理部门从各自角度出发，出台的政策中夹杂了过多的人为或行政意图，令投资者无所适从，二是政策中包含了较多的短期效应，股票市场各方对股市未来的发展缺乏整体的判断，对股票市场问题缺乏一个长期的、全局的考虑、政策的出台较随意，时机把握欠当，这样导致证券市场的调控带有较强的短期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客观的技术走势，导致股票市场动荡不安。建立统一的更具权威性、实质性、操作性的证券监管机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实在已是非常急迫了。

　　说来也巧，过了不到3个月的94年7月29日，刘鸿儒提出的"三大救市政策"在国务院获批，而"三大救市政策" 的内容尽在我的建议中。时任中国证监会交易部副主任的林义相在为汇添富上证指数基金征文中有这样一段详细的解密：

　　熟悉中国股市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1994年"三大救市政策"的。三大救市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上证指数从1993年的1550多点跌到1994年的333点。在这个过程中，股民承受了很大的损失，政府和股票市场监管部门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刘鸿儒先生，他所面临的压力和着急的心情不言而喻。当时的中国证监会人员很少，领导更少，主要领导除了刘鸿儒主席(我们称他为刘头)外，还有童增银和傅丰祥二位副主席，剩下的中层干部就是十多位部门主任和副主任。涉及到股市的许多重要事情，都是在(部门主任)办公会上讨论决定的。在1994年股市大跌的背景下，如何使股票市场不再继续下跌，上证指数恢复上涨并给投资者带来收益，成了当时的几次办公会讨论的主要课题。

　　记得当初对于股票市场下跌的原因判断和应对思路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要使股市止跌回升，就要控制股票的供给数量，拓展股市的资金来源，增加进入股市的资金。刘鸿儒主席持这种观点。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对股市缺乏信心，因为没有信心才没有资金，解决股市问题的关键是要恢复投资者对于股市的信心。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具有国外留学背景的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高西庆、陈大纲和我本人都持这后一种观点。在几次的办公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都未能说服对方，我们这些最早的"海龟"们(借用一下后来的说法)把证监会主席顶得没有办法了。记得决策的那次办公会上，刘头被逼急了，他拍了桌子，说："我说是资金问题就是资金问题，你们不要再说了。"这是我到证监会工作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老头急成这个样子。

　　事情就这样定了。我被分派负责有关证券公司资金来源的课题，机构部的郑锋同志和我一起，查阅了不少资料，并到上海和深圳做了市场调查，最后以台湾的复华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为蓝本设计了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结构体系。

　　1994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29日)中午，刘头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很兴奋地把后来称之为"三大救市政策"的上报和获批过程说了一遍。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是这样的：星期一证监会的报告上报国务院秘书局，星期三朱老板(当时这样称呼主管的朱镕基副总理)批了，星期四回到证监会。星期五中午，刘头就召集我们宣布了。星期五下午，股票市场的交易量和交易价格都没有一点异常。周末消息公布后，紧接着的星期一，即1994年8月1日，上证指数大涨，以上涨33%收盘。

　　我们现在所称的三大救市政策是从股票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入手来改变市场的供求状况，以期达到促使股价止跌回升的效果。具体地说，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通过暂停新股发行和严格控制配股来限制股票的供给，通过允许证券公司融资和设立基金来扩大入市资金的范围。

　　事后我们注意到，这三大救市政策基本上都没有落实。关于暂停新股发行和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虽然时间并不长，但并没有得到两个交易所的积极反应。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在总体上是很不情愿的。相对而言，深圳证券交易所比较配合，这与时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夏斌的个人经历有关，他在赴任深交所总经理之前担任证监会交易部主任。中外合资的基金公司，事实上是在近十年之后才成立了第一家；国内的基金公司和基金发行，也是1998年的事情。至于券商的融资融券，到十五年以后的今天还没有出台。这两年也一直是雷声很大，但滴雨不下，千呼万唤始终不出来。

　　尽管如此，股票市场在三大救市政策出台以后作出了非常积极的反应。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中，上证指数冲破1000点，上涨幅度达到215%。没有真正落实的三大救市政策并没有妨碍启动一波快速和凌厉的股市上涨。从这一点来看，好像股市缺的是信心而不是资金，并且，政府的政策取向对于股票市场来说是何等地重要。然而，我们这些从海外回来的人，只知道说市场缺乏信心，却不知道从何入手恢复和提升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的市场信心，更不知道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最终还是从实实在在的减少股市供给，增加股市资金的角度，恢复和提升了市场的信心，扭转了一路狂跌的股票市场。

　　中国股市已有十九年的激荡历史。在这十九年中，上证指数经历了几次波澜壮阔的跌宕起伏。每当股市大起大落的时候，我们总是重复着信心和资金的争论。信心派在理论上从来都是正确的，如果不愿意或者不知道采取切实可行措施，主张信心第一，既冠冕堂皇，又不会犯错误。资金派往往容易被指责失之偏颇，但即使考虑不周全，资金派的主张却是可操作的和有实效的。如果我们把事情看得更进一步，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资金派的主张出发，最终达到信心派的目标：通过增加股市资金和控制股票供给，最终实现股票市场信心的提升。

　　毕竟，决定市场价格的是供求关系，十九年的中国股票市场当然也不例外。

　　欣慰的是，我的文章建议与"三大救市政策"的内容如此相关，也可以说我的政策建议是代表“土鳖派”为"三大救市政策"营造舆论准备，让“土鳖”与“海龟”的爭论“有的放矢”，推动了管理层制定救市政策的决心。中国股市的第一次大讨论： 股市如何走出低迷和"三大救市政策"引发的救市行情，在中国证券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忆。

　　这里还有个真人实名的段子，符合刘鸿儒讲的：上海市委正式写报告给中央，中央转给我们，要求采取措施，得救啊。这是我原万国黄浦营业部一位叫楼志文的老客户，91年5月份在我这里做深圳股票开户号是0022号。虽然是个“散大户”，但实为老股民，是延中股票的原始股股东，认购证也没少买。在深圳股票上赢了大钱，高兴之余，署名“范桐”写了一首藏头诗，在1992年12月26日用明信片贺年卡寄给我，将我的名字镶嵌在每句诗的开头，以感谢我改变了他的命运，诗云：

　　谢君为民创厚利，

　　荣耀股市尽全力，

　　兴建万国栋梁材，

　　发财何须等来年！

　　楼志文在我万国黄浦赚了不少钱后，去了环境比较好的港澳上证大户室。由于股市下跌，和楼志文同在大户室的一位宋姓透支做庄大户，由于亏了很多钱，串连了七、八个人，包括楼志文在内，并希望楼志文出面领头上访市政府，请求救市。因为楼志文既不透支，又不参与黑市交易，没有“把柄”，第二、楼年纪大，面相忠厚，还俏有文化底蕴。楼股票也被套，也就愿为股友们效劳。约好在(7月23日)周六上午9时，在外滩福州路口(市政府接待室)集中，不料周六不办公。又改在下周一(7月25日)下午4点，等到四点一刻还不见人影，楼此时才醒悟，自已做了“冲头”。但楼还是一个人踏进市政府接待室大门。

　　工作人员知道是来反映股灾情况的事后，叫楼走到走廊尽头一间，接待人员姓田。田同志看了登记表后，问：“你来干什么？”楼就把股市暴跌，股民损失惨重。要求政府救市的情况讲了，不料这位田同志毫不客气地批评说：“买股票是你们个人行为，政府并没有叫你们去买股票，股市涨跌是正常事，你们亏钱了，来找政府干什么？”楼就回答：“我们小股民根本不知道上市公司是什么情况，把辛苦钱拿出来买股票是对政府的信任。因为股票是批准才能发行的，政府不应该把股票当报纸发，从1500多点跌到300多点，谁吃得消？”因为这位田同志不知道“股指”是什么？就问：“300点是什么意思？”楼说：“就是你原来有1500多元钱，买了股票，现在只值300多元。你受得了吗？”此时这位田同志才吃惊地说：“这么厉害啊！”楼接着说：“现在各家证券公司里都能听到股民的骂声。我是退休工人。听到股民骂政府我感到心痛，所以我来此向政府报告请求救市。你不信，可以到各证券公司去听听，如果我造谣，叫公安局把我抓起来。”同时楼拿出几张标题为“股指一泻千里，股民十室九空”的报纸给田同志看。

　　至此，田同志相信问题严重，就对楼讲：“我知道了，会报告上去的，你回去吧！下次不要来了，有什么情况可以写书面寄来。”楼志文走到门口时，几位工作人员围上来问：“谈话情况怎样？”原来他们也是炒股被深套，见有人来反映股灾，真是求之不得，并故意安排在上海市委接待室，接待员田同志是正处级干部。

　　回来后，楼即把此事告诉时任上交所仲裁委员应健中，应把此事转告时任上证报新闻部孙健，当夜孙健即对楼志文进行了电话采访，了解此事的全过程。

　　那么三大救市政策和楼志文的“请求”有没有关系呢？从前述刘主席关于上海市委要求救市的报告，应该相信楼志文的反映是因素之一，田处长还是将楼的“请求”通过上海市委作了反映，信的作用大概是“火上加油”，加快拍板，因为刘鸿儒的措施实际早就拟定好了，25日已上报了国务院。

　　写到这里我突发一个大胆的猜想，上海市委向中央打报告请求救市其实更主要的恰是和我有关，就是4月14日下午中纪委办班的100多位干部到我营业部参观时被围，要求救市和高呼口号时，协助办班的上海市纪委的领导目睹了这个场面，而时隔两个多月后的6月份，上海市纪委和上海监察局也举办了相同的证券知识培训班，又邀我去讲课，作为分析市场的组成部分，可以肯定的是例举了4月14日参观时发生的情景，因此我又讲了5月5 日在报上发表的关于“救市”的十三条建议，我认为上海市纪委的力度要大于“田处长”，一定是由市纪委向上海市委打报告，要求市委出面向中央建议请求救市的相关度更高。

　　虽说刘主席有不愿干预市场的意识，但“稳定”任何时候是大局，妥协于现实是政治的要求。“三大救市政策”在当时几乎是三张空头支票，然市场终究起来了，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一个正面的经典案例。

　　谢荣兴简历：

　　1989年3月，任万国证券公司第一任计财部经理，1990年6月起任万国黄浦营业部经理，万国证券董事、交易总监，在万国黄浦营业部开创过证券史上的十数个全国第一。1995年2月18日起任君安证券副总裁兼上海总部总经理、君安证券董事、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主席，1999年8月任国泰君安总经济师分管风险控制部、法律事务部、机构客户部，2004年任国泰君安投资公司总裁，现任国联安基金督察长。1995年5月取得执业律师证书，1997年11月取得高级会计师资格。

　　目前兼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常委、上海市财务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地区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联席会议秘书长。

　　曾任海南证券董事、万国证券南京证券联合营业部董事，沪昌特钢股份公司董事、国泰君安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外高桥股份公司独立董事，曾任第一届上海市证券业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