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  张瑜华  报道

　　2010年4月16日，沪深300指数期货上市交易，9时30分，期现价差90点左右，中国股指期货期现套利交易第一单诞生。此单为上海富晶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王林所下，三秒钟之内交易完成，锁定收益。

　　到5月合约交割之前，王林有多次高收益的平仓机会，但都被他有意放弃。“第一天单子一定要走一遍交割，这是有纪念意义的。”

　　有历史感，在与王林的几次交流中，这是他给记者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他经历了诸多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时刻，见证了风云人物的荣辱沉浮，还在于他对中华民族心怀隐忧的同时保持着谨慎的乐观，在力所能及之处呼吁乃至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小进程。

　　亲历早期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提出系统性改革的第八方案，苦心等来股指期货套利第一单，现在他又热切地期盼中国股市第四次革命——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只是，在王林的心底，富晶所做的终究还只是“小生意”，更大的生意则是在投资市场之外——他正在研发一种适合于小孩子及外国人使用的汉字输入法。

　　第一家合伙制套利私募

　　4月16日，王林“抢”得中国股指期货套利第一单。但他却告诉记者，这其实是苦苦等待的结果，并且感叹“有多煎熬啊”。

　　2006年8月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在人大通过并公布后，王林就用心琢磨了，觉得这是一个“符合国际惯例、受法律保护、比较规范、可用来做投资的体制”。

　　他对记者总结：“过去搞金融投资容易出事，有四项罪名在劫难逃：高息揽存、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和非法经营。”这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即“别人的钱怎么到你的账户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

　　合伙制企业，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投资的体制，王林觉得“操作起来比较安心，不会受到法律的困扰”。

　　对这个结论做了谨慎的论证，经过约一年的酝酿，2008年3月，王林和几个朋友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工商局注册了“上海富晶资产管理中心”。这算得上是修订版“合伙企业法”在2007年7月正式实施后出现的最早的合伙制私募基金之一了。

　　“当时只有在浦东新区能注册，其他几个区则以没有操作细则为由不受理。”不过始终让王林耿耿于怀的是，企业名称中那个不伦不类的“中心”。“‘中心’这个词到处都用，它的基本法律定义是什么？合理的称呼就应该是‘XX有限合伙’。”

　　有了平台，做什么？过去的经验让王林认识到，中国市场的非理性比较强，参与就得“赌”，要么就放弃。但是，有没有更好的机会？

　　此时国内已有要推股指期货的风声，这对王林并不是新鲜事，早年在主持金融研究院的时候就已经对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有过研究。

　　更让王林心动的是：“合伙制企业的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卖房子卖车子还债的可能性，这在法律上是可以追索的。”但低风险的套利交易，则可以让管理人变“承担无限风险”为“不承担风险”。

　　当王林“真的把股指期货当作一个机会”时，却还有一个无法绕过的障碍——合伙制企业无法开设证券及期货账户。王林联合了几家合伙制私募向有关部门递交报告，最终直接推动了《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的修订。

　　2009年12月，《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修订了两个条款并正式实施，合伙制私募基金参与二级市场投资的道路终于打通了。

　　曾经的神话如今的现实

　　4月16日，在沪深300指数期货3455点时，王林卖出1张IF1005指数期货，同时于沪深300指数3355点买入现货一揽子股票100万元，期货保证金为18万元，期货合约价值为103万元。交易完成后共投入占用资金118万元。到交割日，无论股市与期货开仓价位之间的涨跌关系如何，此单都可盈利3万元。

　　股指期货推出后，王林曾以“满大街都是兔子”来形容期限套利的机会之多，“每22分钟左右产生一次套利交易机会”。

　　“可惜钱不够多，”今年5月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如此笑言，“到现在只有十几个交易日，期货现货差价有七八十点，算下来年化收益有百分之四五十，这简直疯掉了。”

　　王林表示，套利交易并不是特别复杂的结构，相对比较简单，只要定好策略，确定好多少价差的时候开仓建头寸，同时注意资金的管理及合约的搭配，并且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追踪现货组合与指数的误差等。

　　但是，理论是简单的，技术上实现却是困难的。在股指期货推出之前，王林就以近10亿的交易量做实盘交易的测试，主要通过ETF套利交易来检验系统的好坏。

　　4月19日， 当市场跌得大家脸都绿的时候，通过套利交易，王林保持3%的正收益。而当市场大幅上涨时，唯一的风险就是期货保证金吃紧。

　　对此，除了资金上预留充足，王林还设了一个更好的策略：“现货有这么大头寸，现在又有了融资融券，到时融10%、20%就能抵挡50%的上涨了。就这么一两个月的期限，股市还能涨飞到天上去？”

　　所以，“套利交易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只要建立合理的价差、合理的头寸，就能锁定收益”，对于市场的涨跌则不用关心。这是过去梦想的神话，如今成现实。

　　“现在期货单边做对的人，每天可能有百分之一两百的收益。”不过王林已不再追求这种心跳的感觉。曾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就在海南的一家期货交易所感受过，虽然自己以少量的资金参与并且不亏不赚，但也亲眼所见几亿资金在一个月甚至两周内就灰飞烟灭。到现在回忆那时的市场疯狂，他都会用“恐怖无比”来形容。

　　现在，虽然收益不高，但是能“睡得着觉”。

　　而且，期现套利的黄金期，在他看来能保持两年的时间。事实上，成熟市场中套利交易占到了整个交易的20%左右，所以中国市场上再“增加一千个富晶都行”。

　　期待股市第四次革命

　　在做富晶这点“小生意”的同时，王林心里总是想着股市的一个大政策，并且每每在公开场合都要提及——从根子上对新股发行制度进行改革。这个呼吁，在他研究股改的时候就发出了，甚至提出新股放开发行应与股改同步进行。

　　在他看来，股市应该和农贸市场一样，进入机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农贸市场搞审核制，那菜价不知道高到什么地步了，菜也不知道烂到什么程度了。”

　　他直言，新股发行制度名义上有过几次改革了，但是改来改去就是没有改到根子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股市供求关系。“一头是市场化需求，一头是行政化供给，这就造成了供给需求的严重不对称。”而且，“新股发行不放开，市场的非理性就会一直存在”。

　　王林对记者给出了一串数据：“股市到现在二十年多年了，才融了2.7万亿，其中这十年是2.4万亿。但是，银行贷款从1999年9万亿增加到2009年40万亿。这说明股市在整个融资中比例微乎其微，根本没有起到应有的支持经济建设的作用。”

　　“就整个市场而言，根本没有融到资，只有个股圈钱过度，谁抢到了，谁就撑死。这也造成新股估值偏高，被当作筹码来炒，”王林颇为激动地质问，“为什么要肥死一个，饿死一大片呢？”

　　企业上市很简单，只要定一个标准，“谁符合，谁就上，不要作假就行”。至于发行价多少，由市场来决定，到时候就算是1480元的发行价，大家都不会有意见。

　　在不厌其烦地唠叨了十年后，王林看到了新股发行在一两年内就会开放的希望。因为“银行实在受不了了，去年多放贷十万亿，今年又大概有六七万亿。过去每年增量三万亿，如果增加5万亿就是天量了，现在则严重超标了。但是，去年储蓄存款只增加了4万亿，存贷指标已经严重恶化了。再以这样的增幅贷下去，就会危及金融安全了。”

　　经济发展不能停顿，直接融资渠道就必须开放，这样一方面减轻银行体系的压力，而且也能用更好的市场机制监督上市公司，乃至最终用市场化手段来实现调结构的目标。

　　王林甚至预言，当股市真正实现了第四次革命后，基金业会出现一次行业洗牌，市场上各类投资者的行为才会从“倒差价”转向“吃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