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二月，证监会成立发展改革研究小组，准备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白皮书》。

　　同时，证监会规划委成立全流通改制研究小组，小组成员有证监会的李青原和波涛，以及以市场人士身份加入的李振宁。二零零三年三月五日，李振宁执笔完成股改方案。十一月二十八日，李振宁公开发表《中国证券市场治市方略》，指出证券市场首先要处理好全流通问题。

　　《机构投资》 张瑜华 常银铃 报道

　　楼上的那只靴子什么时候掉下来啊？

　　股权分置改革之前，中国股民老在担心。只要那只靴子一天不掉下来，股市就只能是熊市。

　　李振宁，曾经参与过中国农村改革和城市价格体系改革，再次加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变革——股权分置改革。以市场人士的身份，成为证监会股权分置改革智囊团的秘密成员。

　　最终，靴子完美落地，各方均得益。

　　备战：证监会的秘密代言人

　　当年有人说，股权分置改革，不改是等死，改了是找死。

　　李振宁却不这么认为。

　　这是一场危机改革。股改能在2005年推行，股民做了“很大贡献”，因为亏钱太多了。李振宁说，当时矛盾非常激烈，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然而，在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之前，靴子曾三次试着想要落地，结果仅仅是抖落了一些灰尘，就惹得市场大打喷嚏。

　　1996年11月，证监会曾提过一个让国有股以市价流通的方案。当时股市行情非常好，从五百多点上升到一千五百多点。而且总股本不是很大，非流通股一共才五百多亿股。李振宁说，如果当时下决心改革，也就把问题解决了，没有那么多后患。

　　但是股市一跌，就怕了。“因为考虑到股市影响到千家万户，担心会闹出什么乱子。”李振宁说。

　　1999年，财政部提出按净资产以上、十倍市盈率以下减持国有股，并且宣布了十家企业的名单。但在试点了两家后，不了了之。

　　2001年6月24日，国务院发文宣布，在发行新股过程中出售部分老股，以便为社保筹集资金。上证综指很快从2200点跌到1500点，市场一片反对之声。到了2001年10月，国务院宣布停止执行六月份发的这个文件。

　　李振宁说：“国务院发文后还收回成命，这在整个证券行业是前所未有的，也反映了当时形势很严峻。”2001年10月，他就曾上书证监会。

　　在他看来，股权分置问题就像阿Q头上的那块疤，过去大家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股民抱着投机心理。政府则搞政策市，需要融资的时候就想办法出点利好抬一抬股市，如果投机过度就压一压。所以，中国股市处于一个恶性循环，在政策市中忽左忽右，蹒跚了十几年。

　　2002年5月，李振宁和好友李青原(时任高盛国际问题顾问)，一起写了一封长信——《在解决A股权流通大框架下实现国有股减持变现》，提出应从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股改的重要性。而最终股改方案的基本原则如分散决策，在此信中已有体现。

　　李青原，10年前就任职于证监会，此次为了股改重回证监会，2006年股改启动一年后又从证监会辞职。2003年1月，李振宁以市场人士的身份首次会晤证监会领导。

　　此后证监会动作迅速，2003年2月成立发展改革研究小组，准备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白皮书》。

　　同时证监会规划委成立全流通改制研究小组，除了来自证监会的李青原和波涛，李振宁以市场人士的身份，加入这个三人小组。“我加入，是为了增加市场灵敏度。”李振宁说。

　　3月5日，李振宁执笔完成股改方案。11月28日，李振宁公开发表《中国证券市场治市方略》，指出证券市场首先要处理好全流通问题。该文在全社会引发了一次对股权分置改革的大讨论。

　　此后，以李振宁这个市场人士之口，来试探市场，成为证监会的惯用之计。“别人也会猜测我说的肯定和监管层有关，但是也拿不出证据。这样的话即便有什么问题，也是直接批评我，但与监管层没有任何关系。”李振宁甘心做这样的替罪羊。

　　当时，李振宁在证监会有一间办公室，也有随时自由进出证监会的证件。但是，除了全流通改制研究小组成员的身份被正式通报过，他在证监会的其他身份都未浮出水面。

　　如今回忆，李振宁也只说：“就是在里面做一些事啊。”

　　这一次，靴子要落地了。尽管还有许多人不理解，甚至有人说股改是违宪的行为，但是李振宁表示当时“其实心里是非常有底的，方案能做成，主要是管理层从改革的高度来认识股改，将其作为任务下达”。

　　开战：开弓没有回头箭

　　2005年4月29日，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宣布。5月1日，有可能进入第一批改革试点名单的八九家企业，被证监会紧急通知赴京开会。如此紧凑的安排，据称是为了避免消息过早透露而导致市场波动。

　　甚至，连李振宁事先都不知道这个具体启动时间。碍于市场人士的身份，除了早先提出改革方案，在后来的具体执行中，他都主动避嫌。

　　最先试点的四家企业中，三一重工、紫江企业和金牛能源的方案获得多数票通过，清华同方的则未通过。李振宁说，对于没有全部通过的结果，证监会是有心理准备的；三家的成功，其实就坚定了管理层的信心。

　　股改的决胜之笔，在他看来，还在于第二批一下子推了42家企业试点，力度之大都出于他的意料，“本来以为第二批二十多家就差不多了，没想到一下子把想改的企业都推出来了，这还怎么可能退呢？”

　　这也让市场认清了政府的决心，让股民有了信心，知道股票肯定会涨不会跌了。“这已经是历史最低了，再跌也跌不到哪去了，还白送我三股，肯定要买啊。”

　　李振宁透露，刚开始还讨论过用15年分阶段完成股改，“之前曾经试行的新股发行中10%交给社保的方案，没有成功，让监管层有点怕了，觉得这次股改应该慢慢来。后来研究研究，又说七八年”。

　　当证监会问询李振宁的意见时，后者很干脆说“就一年把它改了”。金融市场是最敏感的，要是真搞15年或者七八年，股市还不得天天跌？李振宁说，真这样，连他都不会买A股股票了。

　　“快刀斩乱麻，要快要稳地把股改推出去。四十多家一推之后，就全面推进，这样才能彻底把股改推出去，没有回头路了。”这层意思在李振宁当时写的《总结试点经验，全面推行股改》一文中，即表达了。

　　文章刊登后第二天，五部委就非常巧合地公布了同样的意见。

　　鏖战：“忽悠”中信证券试点

　　然而，要让试点方案通过，对企业而言，是一场艰苦的战役。

　　证监会、各地国资委都把股改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方案一旦推出，企业就得苦口婆心地去做说服工作，拉选票。“民主选举都有拉票的。”李振宁认为从大局出发，有的小节不得不牺牲。

　　记得当时他参加宝钢的股东大会，看到时任宝钢高层，说他“有点消瘦，嘴唇都裂开了”。对方则回应：“天天都在外跑，最近游说了几十家基金公司，请他们支持宝钢的方案。”

　　李振宁说，当时每家要股改的企业都非常用心，要改就要成功，领导亲自出马与大股东沟通，工作做得很细很足。其实，在四家企业试点之后，证监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经验交流会，四百多家上市公司听取四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李振宁还参与了对上市公司的培训，提醒大家该注意哪些细节问题，怎样与各方股东取得共识。

　　在第二批试点企业中，有主动要参与的，有各方人士推荐的，有被说服参与的。其中，中信证券是首家股改的券商，也是唯一一家获得了股权激励政策的券商。“当时不搞股改，是绝对不可能允许股权激励的。”

　　如今身价千万的中信高层，得感谢李振宁，当初还是他“忽悠”中信证券参加第二批试点。“当时中信87%的股权都在大股东手里，拿出一点小股东就会开心的不得了。”李振宁认为中信证券很有条件搞试点。

　　可真下决心干了，中信证券的压力非常大。身为券商，方案必须一次通过，否则别的上市公司生意没法做了。

　　有次中信证券一位副总喝得醉醺醺的，遇见李振宁，埋怨后者让他“都快成三陪了”，因为天天陪人喝酒，到处游说基金经理拉支持。

　　至于股权分置改革对于李振宁在经济利益上的回报，他表示：“当时都没时间去搞投资了，不过幸好也没搞，因为当时都在跌，不亏就算你赢了，这也算是股改给我的回报吧，让我保存了实力。”

　　曾经与李振宁在同一间大户室里炒股的一位投资界大佬，对记者如此评价李振宁：“他非常喜欢股票，但是人太老实。”

　　很多人都比李振宁从股改中赚得多。李振宁说当时自己在发表的文章中其实指出了很多股改中可以牟利的方向，但是自己并没有过多参与。

　　“我本质上就是一个改革者，学者。当时参与股改完全是为了理想，本来就不想在其中谋什么利益。如果证券市场能改好，也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

　　李振宁还特别提了三人小组中的李青元，为了股改进证监会本身就是牺牲了很大的个人利益，“我是她的好朋友，责无旁贷，这个时候不拿出精力帮她，就是对不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