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周道炯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仪式。到今天，老先生依然清晰地记得刊登在报纸上三个人的照片，时任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时建行行长的周道炯、人行副行长的周正庆，是巧合，也许是注定，这三人后来成为中国证监会前三任主席。初中未毕业的周道炯，两年证监会主席，十年建行行长，一生官旅生涯，一段中国证券和金融业的传奇。

　　《机构投资》 宁鹏  报道

　　中国资本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监管？

　　资本市场已经走过了20个春秋，在此期间，对监管的思考和讨论从未停止过。

　　作为中国证券业的监管机构，证监会已有五任主席。既有刘鸿儒、周小川、尚福林这样管理理念先进的学者型主席，也有周道炯、周正庆这样老革命家式的监管者。

　　虽然已近耄耋之年，周道炯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敏捷。

　　因为早年辍学，周道炯没有很高的学历。他也不无遗憾地向记者提起自己两大遗憾：第一、不懂英文；第二、不能上网(手有疾)。

　　但这一切并未成为先行者的绊脚石。即使已经离休，周道炯依旧坚持学习。大量阅读大陆的报刊杂志，香港的报刊杂志也广泛涉猎。

　　“工作上你们要大胆去干，有什么失误我承担责任。”周道炯一直这样告诫下属。

　　“建行任职十年，以及在证监会任职期间我都坚持这个理念。我具体事情不管，业务就依靠他们。”管理大的团队，事必躬亲未必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在长达55年的职业生涯中，从财政到银行、证券，周道炯亲历了新中国的金融成长史，并走出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勇于任事和善于学习的特质，让他书写了资本市场上的一段传奇。

　　兼任国务院证券委副主任

　　周道炯和证券市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上交所开业。

　　“在当时工农中建四大行的行长中，只有我一个来到了上交所开业现场。”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成立，举行开业仪式。

　　仿佛是注定，当年报纸刊登的一张照片中的三人，时任建行行长周道炯，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人民银行副行长周正庆，都和证券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且都担任了证监会主席，

　　周道炯回忆起当年开业的这张老照片，笑言与证券市场的渊源也是缘分使然。

　　1992年8月10日，爆发了深圳“8·10事件”。深圳股市几乎全面停顿。

　　国务院决定成立证券委员会，作为政府宏观管理机构，同时成立了中国证监会，当年是事业单位，半民间，负责市场具体监管工作。交易所归地方政府管，不在国务院管辖范围。

　　“根据领导安排，我被安排兼任证券委常务副主任。”周道炯回忆。

　　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刘鸿儒也兼证券委副主任。后来，刘鸿儒早周道炯一任，做证监会主席。

　　国务院证券委由十几个部委负责人组成，包括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负责人在内。下设一个精干的办公室，编制20人。

　　在证券委期间，周道炯主抓了两件大事。一是为国务院起草了第68号文件，即以国务院发布的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个文件。二是起草一个股票发行条例，以国务院名义发出。在《证券法》还没出来之前，这是一个重要的法规性文件。同时，会同中编办为证监会制定“三定”方案。

　　1993年下半年，周道炯又被抽调投资体制改革小组，参与了国开行的筹建；1984年初，在国开行成立之后任副行长。

　　“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三十几年的财政经历，十年的建行行长，在周道炯看来，在证监会的这段相对短暂的经历更具传奇色彩，更值得回味。

　　火山口的表演

　　1995年3月，周道炯赴任证监会主席，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327”国债期货事件。

　　“对我来讲，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刀尖上跳舞。”证监会的经历，恐怕是周道炯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

　　“那时股民的风险意识比较薄，赚了钱当然高兴，他一亏了，就骂，闹事，闹证监会。威胁要炸证监会，要杀我，要杀我全家的都有。”

　　“327”国债期货事件牵涉到上百万人，引发了投资者集体上访，甚至有人要跳楼。

　　1995年5月18日，周道炯奉命主持关闭了国债期货交易，并通过协议平仓的办法使该事件得到了妥善解决。

　　“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查处了琼民源、长虹、华天、期货玉米、红小豆事件等好几十个大案，”周道炯说，“很多大案，难度都很大，因为没有手段解决。”

　　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责难，周道炯一直淡然处之。他坦言：“我自己遵循一个原则，尽职尽责，不徇私不舞弊，什么都不怕。”

　　当时证监会没有执法权，只是一个事业单位。而查处案件，法制很重要。后来证监会才有执法权，也有了专门的监察部门。

　　“琼民源事件”是周道炯任期内的一件大案，股价由1994年4月1日的2.08元，涨到1997年1月的26.18元，涨了10倍还不止。“琼民源”主要是造假，虚报利润5亿7千万元。

　　后来有股民反应到证监会上市部，后者要“琼民源”上报澄清。“琼民源”自己要求进行停牌，却又反过来雇两车工人去大闹证监会，要求证监会给他们工资。同时，“琼民源”向全国通电诬告证监会违法。当时正值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际，此举影响极坏。

　　除了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压力也不少。

　　当初上市要给指标，开始按金额分指标，后来按照给上市公司的数量来分指标。

　　上市之前，很多企业、地方政府都来跑关系，也有领导递条子，批给周道炯阅处、酌处。

　　“我的做法是一个都不批，只能得罪人了。办了这位，不办那位不行。”周道炯说。

　　他直接上报国务院领导，得到了更高层面的支持。

　　做主席的那些事

　　周道炯担任主席期间，被认为是投资者挣钱最多的时期。股民对这位主席很热情，这也是他最自豪之处。

　　国债期货市场关闭后，沪深两市交易红火，股指疯涨。在疯狂的行情下，有农民将牛卖了炒股。

　　想到此，周道炯讲起了一个笑话。

　　“1995年底我去上海调研，住兴国宾馆。第二天早上，上海证管办主任乘车来宾馆向我汇报工作，车至中途被交警拦下了。”

　　“主任说‘对不起，我要赶着向证监会主席汇报工作’。交警惊讶地问‘是周道炯来了吗’，立刻一挥手。”

　　“看来交警也炒股，知道证监会主席的名字，股市好，赚钱了，高兴了，所以不拦了。主任到宾馆后，谈及此幕，大家哈哈大笑。”

　　虽然这是一件不值得称道的事情，但也说明市场好了，老百姓挣到钱了，也认可了监管部门的工作。

　　“还有一次，去一家医院做体检，医生看到病历，问‘你怎么叫周道炯啊’。我说‘我是周道炯啊’。‘证监会主席不是叫周道炯吗？你是证监会主席啊’。我说‘对不起，我是’。”

　　“医生不仅非常客气，还一再询问买哪只股票，向我讨教。”

　　当然也有一些事情，让周道炯至今感怀。

　　1996年，他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四川小孩寄来的。

　　信上说：“我正在上小学，父亲是下岗工人，炒股票，跌了，父母天天吵架，弄得我也不能好好学习，连交下学期学费都困难了。”他要求敬爱的周爷爷，“赶紧下个命令，把股票涨起来，救救我们”。

　　“看后心情沉重，感触很深。我批给会领导班子成员看了，看来风险教育势在必行。”周道炯认为，对于监管层来说，这封信是一种鞭策。

　　“十二道金牌”

　　1995年5月，在周道炯主持下，证监会拟出了一份《中国证券、期货市场“九五”时期和到2010年发展规划草案》。

　　这份未曾正式下发的规划提出了九条措施建议，包括：建立统一市场法规体系，争取尽早出台《证券法》；建立统一的市场管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建议国有股与法人股逐步上市流通；建立合理的投资结构，如培育发展投资基金；建立证券市场融资机制；逐步降低市场税费水平，完善税费制度等内容。

　　当时，这一文件虽未正式下发，但国务院主要领导听取了汇报，并且支持证监会依照这一文件推进实际工作。

　　同时，证监会开始加大社会招聘力度，提高学历，吸引了一大批高学历人才，包括海外归来的人才。在当时的中央部委机关中，证监会在人员结构年轻化和高学历方面位居前列。

　　对一个健康的市场来说，有悖于常理的上涨意味着风险的不断放大。

　　证监会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如《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想绊住疯狂的牛蹄。这就是被载入史册的“十二道金牌”。

　　“十二道金牌”出来，市场依旧疯狂。

　　如何进行投资者风险教育，让证监会费尽心机。一开始计划由证监会出面写文章，周道炯提出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国务院领导都同意了。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评论员文章，股市的狂潮戛然而止。

　　记者手记

　　淡定的周老

　　几经波折，在杭州的西子湖畔，记者终于见到了周老。

　　七十八岁的老者，精气神颇佳。追忆往事，仿佛历历在目；纵论监管，依旧泾渭分明。采访原定一个小时，最后占用了周老一个上午。采访中，他始终神采奕奕。

　　在周老的回忆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混乱而又精彩的时代。讲述到惊心动魄处，周老总会不自觉地碰碰记者的手背，以示强调。像极了长者给后辈讲故事，唯恐后辈无法理解当时错综复杂的纠葛。

　　给记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代人始终心存的历史使命感。在采访过程中，周老多次强调，资本市场仍需要改革创新，承担起应有的历史使命。

　　也许，正是这种使命感，让证监会在当时没有执法权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大刀阔斧地查处违规案件。

　　也正是这种使命感，让周老愿意对记者回忆当初，评点今昔。

　　但，无论在位时身处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期，还是退位后对市场风云变幻的远近观察，周老的那份淡定，始终如一。

　　“退伍老兵”看今日市场

　　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996年在加拿大国际证券年会论坛上，我就在这样概括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概况：时间短、发展快、成绩大、问题多、前景好。

　　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问题很多，然而这样一步一步进行下来，终归是在不断完善。

　　但是中国资本市场仍要进一步改革创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法制建设和人才建设，防范风险，加快进入国际成熟市场行列。

　　市场监管的主题是依法治市，按规定办事。证监会要履行监管责任，不渎职。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就是把政策、法规公布出来，全心全意为市场的参与者服务。但如果谁违规了，对不起，坚决查处，有一件查一件，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市场上具体事情，交易所可以打理。此外，证券公司及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市场贡献和影响很大，责任也大，一定要做好诚信自律。

　　创业板出来了，是个好事。但是整体市盈率太高，100多倍的市盈率怎么行？要看到不足。不过，也要有中国特色。创业板在美国纳斯达克等几个地方是搞成功了，也有的地方没有做成功。经验和教训我们都要吸取，要结合中国国情来管理。此外，如今我国很多优秀企业去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地上市，我们要加快步伐，吸纳海外优秀企业在沪深上市。

　　股指期货经过多年磨合，2010年终于诞生了，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要珍惜要呵护，也要高度警惕，防范风险。

　　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和影响，美国监管失控，衍生产品开发过度，创新过度，衍生产品杠杆那么高，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就此不搞了。

　　对于上市公司，我认为：

　　第一、上市公司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切实提高管理质量，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结构要分明，要有效制衡。

　　第二、上市企业赢利后，必须要强制分红，这是稳定市场的重要环节。要立法，不分红，都要处罚。

　　第三、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退市制度。

　　三十年财政生涯

　　从新四军的通讯员到财政官员

　　1946年，周道炯正读初中二年级，患上了血吸虫病，辍学在家。治病期间，他一方面帮助父亲干些杂活，另一方面坚持学习，几乎阅读了当时村里能找到的所有书籍。

　　“文化水平不高，中学没毕业。但自学能力较强，很多知识全是在工作岗位上自学的。”虽然离开了学校，但周道炯从来未间断过学习。

　　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周道炯恰好15岁。他所在的村子成立了农会，他担任农会交通班的班长，为新四军游击队送信。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5月周道炯在歙县民主政府财政科工作。由于工作表现出色，1951年9月被调到徽州专署财政科从事审计工作。

　　1956年，被调入安徽省财政厅工作。他先在几个业务处工作，后又在《安徽财政》内部刊物担任编辑、副主编，并参与厅领导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文革时受冲击被批判，1969年全家下放劳动一年多。

　　周道炯历任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副厅长、厅长，直至省政府秘书长。在安徽省财政岗位上，一干就是33年。

　　“在财政厅长这个位置上，部门和地方政府都会来找，大家都需要钱，来者不拒是不行的，得罪人是必然的。”回顾自己在财政岗位上的工作，他用五句话来概括：要敢于讲话，要讲真话，要出于公心，脸皮要厚，肚量要大。

　　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折往往来得悄无声息，已经从事了半辈子财政工作的周道炯，并没意识到自己会在51岁这年，离开自己熟悉的财政岗位，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1984年底，人大即将换届选举，外传要去省政府管财政。突然一纸调令，让我去北京做建设银行行长。”

　　从“中国最大建筑公司”到现代化国际商业银行

　　1984年底，周道炯被调到北京，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建设银行取得重大改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周道炯如数家珍。

　　“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银行应该起到杠杆作用，不光坐在那里算账、打算盘，也要广开门路，会做经济工作，会做生意。”

　　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建设银行上下团结一致，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敢为人先。

　　从当时中国农村改革中心安徽省走出来的周道炯，历史性地担任起建设银行从“财政出纳”向“银行”转变的领军者角色。建设银行在改革开放中，从只办财政预算拨款，到发放贷款、开办现金储蓄、开拓国际金融，坚持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才发展起来。 

　　“建设银行过去名为银行，但看不到钞票，不办现金，没有储蓄业务，也没有流动资金贷款业务，与老百姓生活没有直接联系。当时，很多外国人不清楚中国建设银行是干什么的。我有一次出国访问，翻译把建行译成‘中国建筑公司’，说‘中国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来了。”

　　往日的尴尬事，已经在建行鸟枪换炮后成为了笑谈。

　　1994年3月，周道炯在离任行长交班的会上讲了四句话十个字。一是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二是深化改革，开拓前进：三是审时度势，把握主动；四是培养人才，从严治行。对班子和个人十个字是：和谐、勤奋、自律、清醒、务实。

　　在十年行长岗位上，周道炯针对宏观经济和基本建设战线上的情况和问题，尽职尽责，敢言直言，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综合部门建言献策30多件，得到了领导的重视。

　　“中国金融业在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工农中建交，还有一大批股份制银行，80多万亿的银行资产。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是世界上规模前三名的上市公司。社会经济要发展，离不开银行，也离不开资本市场，金融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和‘血液’”。

　　在建设银行做了十年行长之后，年过花甲的周道炯又进入到了自称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一段岁月——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