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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炯:中国资本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监管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9日 10:50  《机构投资》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周道炯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仪式。到今天,老先生依然清晰地记得刊登在报纸上三个人的照片,时任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时建行行长的周道炯、人行副行长的周正庆,是巧合,也许是注定,这三人后来成为中国证监会前三任主席。初中未毕业的周道炯,两年证监会主席,十年建行行长,一生官旅生涯,一段中国证券和金融业的传奇。

  《机构投资》 宁鹏  报道

  中国资本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监管?

  资本市场已经走过了20个春秋,在此期间,对监管的思考和讨论从未停止过。

  作为中国证券业的监管机构,证监会已有五任主席。既有刘鸿儒、周小川、尚福林这样管理理念先进的学者型主席,也有周道炯、周正庆这样老革命家式的监管者。

  虽然已近耄耋之年,周道炯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敏捷。

  因为早年辍学,周道炯没有很高的学历。他也不无遗憾地向记者提起自己两大遗憾:第一、不懂英文;第二、不能上网(手有疾)。

  但这一切并未成为先行者的绊脚石。即使已经离休,周道炯依旧坚持学习。大量阅读大陆的报刊杂志,香港的报刊杂志也广泛涉猎。

  “工作上你们要大胆去干,有什么失误我承担责任。”周道炯一直这样告诫下属。

  “建行任职十年,以及在证监会任职期间我都坚持这个理念。我具体事情不管,业务就依靠他们。”管理大的团队,事必躬亲未必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在长达55年的职业生涯中,从财政到银行、证券,周道炯亲历了新中国的金融成长史,并走出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勇于任事和善于学习的特质,让他书写了资本市场上的一段传奇。

  兼任国务院证券委副主任

  周道炯和证券市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上交所开业。

  “在当时工农中建四大行的行长中,只有我一个来到了上交所开业现场。”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成立,举行开业仪式。

  仿佛是注定,当年报纸刊登的一张照片中的三人,时任建行行长周道炯,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人民银行副行长周正庆,都和证券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且都担任了证监会主席,

  周道炯回忆起当年开业的这张老照片,笑言与证券市场的渊源也是缘分使然。

  1992年8月10日,爆发了深圳“8·10事件”。深圳股市几乎全面停顿。

  国务院决定成立证券委员会,作为政府宏观管理机构,同时成立了中国证监会,当年是事业单位,半民间,负责市场具体监管工作。交易所归地方政府管,不在国务院管辖范围。

  “根据领导安排,我被安排兼任证券委常务副主任。”周道炯回忆。

  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刘鸿儒也兼证券委副主任。后来,刘鸿儒早周道炯一任,做证监会主席。

  国务院证券委由十几个部委负责人组成,包括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负责人在内。下设一个精干的办公室,编制20人。

  在证券委期间,周道炯主抓了两件大事。一是为国务院起草了第68号文件,即以国务院发布的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个文件。二是起草一个股票发行条例,以国务院名义发出。在《证券法》还没出来之前,这是一个重要的法规性文件。同时,会同中编办为证监会制定“三定”方案。

  1993年下半年,周道炯又被抽调投资体制改革小组,参与了国开行的筹建;1984年初,在国开行成立之后任副行长。

  “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三十几年的财政经历,十年的建行行长,在周道炯看来,在证监会的这段相对短暂的经历更具传奇色彩,更值得回味。

  火山口的表演

  1995年3月,周道炯赴任证监会主席,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327”国债期货事件。

  “对我来讲,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刀尖上跳舞。”证监会的经历,恐怕是周道炯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

  “那时股民的风险意识比较薄,赚了钱当然高兴,他一亏了,就骂,闹事,闹证监会。威胁要炸证监会,要杀我,要杀我全家的都有。”

  “327”国债期货事件牵涉到上百万人,引发了投资者集体上访,甚至有人要跳楼。

  1995年5月18日,周道炯奉命主持关闭了国债期货交易,并通过协议平仓的办法使该事件得到了妥善解决。

  “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查处了琼民源、长虹、华天、期货玉米、红小豆事件等好几十个大案,”周道炯说,“很多大案,难度都很大,因为没有手段解决。”

  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责难,周道炯一直淡然处之。他坦言:“我自己遵循一个原则,尽职尽责,不徇私不舞弊,什么都不怕。”

  当时证监会没有执法权,只是一个事业单位。而查处案件,法制很重要。后来证监会才有执法权,也有了专门的监察部门。

  “琼民源事件”是周道炯任期内的一件大案,股价由1994年4月1日的2.08元,涨到1997年1月的26.18元,涨了10倍还不止。“琼民源”主要是造假,虚报利润5亿7千万元。

  后来有股民反应到证监会上市部,后者要“琼民源”上报澄清。“琼民源”自己要求进行停牌,却又反过来雇两车工人去大闹证监会,要求证监会给他们工资。同时,“琼民源”向全国通电诬告证监会违法。当时正值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际,此举影响极坏。

  除了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压力也不少。

  当初上市要给指标,开始按金额分指标,后来按照给上市公司的数量来分指标。

  上市之前,很多企业、地方政府都来跑关系,也有领导递条子,批给周道炯阅处、酌处。

  “我的做法是一个都不批,只能得罪人了。办了这位,不办那位不行。”周道炯说。

  他直接上报国务院领导,得到了更高层面的支持。

  做主席的那些事

  周道炯担任主席期间,被认为是投资者挣钱最多的时期。股民对这位主席很热情,这也是他最自豪之处。

  国债期货市场关闭后,沪深两市交易红火,股指疯涨。在疯狂的行情下,有农民将牛卖了炒股。

  想到此,周道炯讲起了一个笑话。

  “1995年底我去上海调研,住兴国宾馆。第二天早上,上海证管办主任乘车来宾馆向我汇报工作,车至中途被交警拦下了。”

  “主任说‘对不起,我要赶着向证监会主席汇报工作’。交警惊讶地问‘是周道炯来了吗’,立刻一挥手。”

  “看来交警也炒股,知道证监会主席的名字,股市好,赚钱了,高兴了,所以不拦了。主任到宾馆后,谈及此幕,大家哈哈大笑。”

  虽然这是一件不值得称道的事情,但也说明市场好了,老百姓挣到钱了,也认可了监管部门的工作。

  “还有一次,去一家医院做体检,医生看到病历,问‘你怎么叫周道炯啊’。我说‘我是周道炯啊’。‘证监会主席不是叫周道炯吗?你是证监会主席啊’。我说‘对不起,我是’。”

  “医生不仅非常客气,还一再询问买哪只股票,向我讨教。”

  当然也有一些事情,让周道炯至今感怀。

  1996年,他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四川小孩寄来的。

  信上说:“我正在上小学,父亲是下岗工人,炒股票,跌了,父母天天吵架,弄得我也不能好好学习,连交下学期学费都困难了。”他要求敬爱的周爷爷,“赶紧下个命令,把股票涨起来,救救我们”。

  “看后心情沉重,感触很深。我批给会领导班子成员看了,看来风险教育势在必行。”周道炯认为,对于监管层来说,这封信是一种鞭策。

  “十二道金牌”

  1995年5月,在周道炯主持下,证监会拟出了一份《中国证券、期货市场“九五”时期和到2010年发展规划草案》。

  这份未曾正式下发的规划提出了九条措施建议,包括:建立统一市场法规体系,争取尽早出台《证券法》;建立统一的市场管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建议国有股与法人股逐步上市流通;建立合理的投资结构,如培育发展投资基金;建立证券市场融资机制;逐步降低市场税费水平,完善税费制度等内容。

  当时,这一文件虽未正式下发,但国务院主要领导听取了汇报,并且支持证监会依照这一文件推进实际工作。

  同时,证监会开始加大社会招聘力度,提高学历,吸引了一大批高学历人才,包括海外归来的人才。在当时的中央部委机关中,证监会在人员结构年轻化和高学历方面位居前列。

  对一个健康的市场来说,有悖于常理的上涨意味着风险的不断放大。

  证监会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如《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想绊住疯狂的牛蹄。这就是被载入史册的“十二道金牌”。

  “十二道金牌”出来,市场依旧疯狂。

  如何进行投资者风险教育,让证监会费尽心机。一开始计划由证监会出面写文章,周道炯提出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国务院领导都同意了。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评论员文章,股市的狂潮戛然而止。

  记者手记

  淡定的周老

  几经波折,在杭州的西子湖畔,记者终于见到了周老。

  七十八岁的老者,精气神颇佳。追忆往事,仿佛历历在目;纵论监管,依旧泾渭分明。采访原定一个小时,最后占用了周老一个上午。采访中,他始终神采奕奕。

  在周老的回忆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混乱而又精彩的时代。讲述到惊心动魄处,周老总会不自觉地碰碰记者的手背,以示强调。像极了长者给后辈讲故事,唯恐后辈无法理解当时错综复杂的纠葛。

  给记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代人始终心存的历史使命感。在采访过程中,周老多次强调,资本市场仍需要改革创新,承担起应有的历史使命。

  也许,正是这种使命感,让证监会在当时没有执法权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大刀阔斧地查处违规案件。

  也正是这种使命感,让周老愿意对记者回忆当初,评点今昔。

  但,无论在位时身处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期,还是退位后对市场风云变幻的远近观察,周老的那份淡定,始终如一。

  “退伍老兵”看今日市场

  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996年在加拿大国际证券年会论坛上,我就在这样概括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概况:时间短、发展快、成绩大、问题多、前景好。

  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问题很多,然而这样一步一步进行下来,终归是在不断完善。

  但是中国资本市场仍要进一步改革创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法制建设和人才建设,防范风险,加快进入国际成熟市场行列。

  市场监管的主题是依法治市,按规定办事。证监会要履行监管责任,不渎职。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就是把政策、法规公布出来,全心全意为市场的参与者服务。但如果谁违规了,对不起,坚决查处,有一件查一件,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市场上具体事情,交易所可以打理。此外,证券公司及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市场贡献和影响很大,责任也大,一定要做好诚信自律。

  创业板出来了,是个好事。但是整体市盈率太高,100多倍的市盈率怎么行?要看到不足。不过,也要有中国特色。创业板在美国纳斯达克等几个地方是搞成功了,也有的地方没有做成功。经验和教训我们都要吸取,要结合中国国情来管理。此外,如今我国很多优秀企业去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地上市,我们要加快步伐,吸纳海外优秀企业在沪深上市。

  股指期货经过多年磨合,2010年终于诞生了,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要珍惜要呵护,也要高度警惕,防范风险。

  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和影响,美国监管失控,衍生产品开发过度,创新过度,衍生产品杠杆那么高,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就此不搞了。

  对于上市公司,我认为:

  第一、上市公司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切实提高管理质量,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结构要分明,要有效制衡。

  第二、上市企业赢利后,必须要强制分红,这是稳定市场的重要环节。要立法,不分红,都要处罚。

  第三、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退市制度。

  三十年财政生涯

  从新四军的通讯员到财政官员

  1946年,周道炯正读初中二年级,患上了血吸虫病,辍学在家。治病期间,他一方面帮助父亲干些杂活,另一方面坚持学习,几乎阅读了当时村里能找到的所有书籍。

  “文化水平不高,中学没毕业。但自学能力较强,很多知识全是在工作岗位上自学的。”虽然离开了学校,但周道炯从来未间断过学习。

  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周道炯恰好15岁。他所在的村子成立了农会,他担任农会交通班的班长,为新四军游击队送信。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5月周道炯在歙县民主政府财政科工作。由于工作表现出色,1951年9月被调到徽州专署财政科从事审计工作。

  1956年,被调入安徽省财政厅工作。他先在几个业务处工作,后又在《安徽财政》内部刊物担任编辑、副主编,并参与厅领导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文革时受冲击被批判,1969年全家下放劳动一年多。

  周道炯历任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副厅长、厅长,直至省政府秘书长。在安徽省财政岗位上,一干就是33年。

  “在财政厅长这个位置上,部门和地方政府都会来找,大家都需要钱,来者不拒是不行的,得罪人是必然的。”回顾自己在财政岗位上的工作,他用五句话来概括:要敢于讲话,要讲真话,要出于公心,脸皮要厚,肚量要大。

  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折往往来得悄无声息,已经从事了半辈子财政工作的周道炯,并没意识到自己会在51岁这年,离开自己熟悉的财政岗位,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1984年底,人大即将换届选举,外传要去省政府管财政。突然一纸调令,让我去北京做建设银行行长。”

  从“中国最大建筑公司”到现代化国际商业银行

  1984年底,周道炯被调到北京,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建设银行取得重大改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周道炯如数家珍。

  “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银行应该起到杠杆作用,不光坐在那里算账、打算盘,也要广开门路,会做经济工作,会做生意。”

  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建设银行上下团结一致,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敢为人先。

  从当时中国农村改革中心安徽省走出来的周道炯,历史性地担任起建设银行从“财政出纳”向“银行”转变的领军者角色。建设银行在改革开放中,从只办财政预算拨款,到发放贷款、开办现金储蓄、开拓国际金融,坚持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才发展起来。 

  “建设银行过去名为银行,但看不到钞票,不办现金,没有储蓄业务,也没有流动资金贷款业务,与老百姓生活没有直接联系。当时,很多外国人不清楚中国建设银行是干什么的。我有一次出国访问,翻译把建行译成‘中国建筑公司’,说‘中国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来了。”

  往日的尴尬事,已经在建行鸟枪换炮后成为了笑谈。

  1994年3月,周道炯在离任行长交班的会上讲了四句话十个字。一是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二是深化改革,开拓前进:三是审时度势,把握主动;四是培养人才,从严治行。对班子和个人十个字是:和谐、勤奋、自律、清醒、务实。

  在十年行长岗位上,周道炯针对宏观经济和基本建设战线上的情况和问题,尽职尽责,敢言直言,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综合部门建言献策30多件,得到了领导的重视。

  “中国金融业在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工农中建交,还有一大批股份制银行,80多万亿的银行资产。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是世界上规模前三名的上市公司。社会经济要发展,离不开银行,也离不开资本市场,金融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和‘血液’”。

  在建设银行做了十年行长之后,年过花甲的周道炯又进入到了自称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一段岁月——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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