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一

　　1990年秋，正当上海和深圳两市紧锣密鼓地筹备创建证券交易所的当口，一封发自深圳、没有署名的群众来信，由中央有关领导批转，悄悄在高层中传阅。信中认为，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还认为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通通烂掉了，再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跳楼。

　　在中央，有的领导对这种观点大加赞同，有的则和缓一些，认为要加强调查研究。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看完这封信后，内心极度担心。他们最怕的是有人借此文发力，来扑灭好不容易燃烧起来的证券市场的星星之火。但他俩都认为，不管怎么样，股票市场改革决不能夭折。郑良玉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我们看到转来的这封信后，非常震惊，感到要扭转某些认识问题，不是我们这个层次所能做到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市场规范，加强监督管理。”

　　为了堵住“深圳党政干部被股票一网打尽”的责难，深圳市委、市政府在1990年10月作出决定，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之后，中纪委也发出通知，规定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得买卖股票(这是至今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规定的由来)。

　　通知发出后，证券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各种议论都有。

　　为了这封不同寻常的“人民来信”，1990年11月，当时的中央领导就证券市场究竟是否应该继续试点问题，找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谈话。

　　据刘鸿儒回忆：“1990年11月份，深圳市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江泽民主席带着各部委的负责人参加庆典。庆典的主席台上见到我，他说：鸿儒，咱俩回北京的路上好好谈一谈这个问题。从广州到北京的飞机上谈了两个多小时，他问了一系列的问题，社会上反映的问题。我就要求一条，改革来之不易，试验点不能撤销，可以不扩大。我说你相信我们这些人是能闯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市场的路，但是你要允许我们试验，不能给我们扣政治帽子。因为我们都没干过，出了点问题就扣政治帽子，大家都不好做。所谓政治帽子就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啦，搞私有化啦，挖社会主义墙脚啦等等，我说这个不行。后来他同意，下飞机之前，他说咱们定了，继续试验但不扩大。”

　　其实，在处理这封“人民来信”的前前后后，蕴含的是在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遗留着的意识形态争论的痕迹：股份制是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股份制是不是私有制？试行股份制是不是公有制的倒退？发行股票是否应该让国有股流动？证券市场红利和股息是否属于剥削？买卖股票赢取差价是否属于投机赌博？

　　这种争论，无论是针对改革开放的，还是针对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的，都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冲突发生之后、在证券交易所成立前后、在证券市场因为地方利益的冲动引发的市场震荡时，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转折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对意识形态和政治争议下了一个暂停的定论。于是，中央表示继续进行证券市场试点，但仅限于现有的上海、深圳两个证交所。证券市场就这样保留下来了。直到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要不要市场经济的争论才基本停歇。

　　不过，是放开还是关闭，这把达摩克利斯剑却仍旧随着证券市场指数的起起伏伏而晃晃悠悠地悬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头上。

　　一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才确认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问题，还提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有力，扭转顺畅”的产权制度，真正地在理论上解决了产权问题，而且明确提出建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非公有企业共同组建股份制企业，同时明确了公司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时，才真正为证券市场正了名，把“关闭”这两个字从股民的心中抹去了。

　　(作者单位：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