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似乎总是和危机有扯不断的联系。

　　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上证指数的跌幅仅次于同年发生了崩盘的越南股市，是当年全球第二大跌幅；2010年希腊危机越演越烈的时候，上证指数的跌幅同样仅次于危机的发生地希腊股市的跌幅，又成为全球第二大跌幅的市场。

　　如果说2008年的跌幅和2010年的跌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2008年的时候没有股指期货，而2010年的时候股指期货上市了，但是不管有没有股指期货，上证指数都逃不掉暴跌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股市有没有股指期货都是一样的，如果股指期货没有减缓上证指数的跌幅，股指期货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一个趋势市场中，股指期货无疑具有领先的功能和放大的功能，跌时助跌，涨时助涨，一味否定本轮下跌和股指期货没有关系，等于否定股指期货存在的合理性。

　　如果以2009年的3478点算，此轮的调整跌破2500点至2481点，跌幅已经超过28.66%，即便按2010年的高点3306点算，跌幅也有24.95%，不管哪种算法，中国股市都已经进入公认的25%的牛熊转换幅度。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股市率先走熊，怎么看都不是个事，不是中国经济有问题，就是中国股市有问题，或者经济和股市都有问题。

　　先说经济的问题。

　　毫无疑问，2009年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决策是正确的，落实是有力的，完成的V字型反转也是成功的，但是进入2010年之后不可持续性引起了高度关注。2009年GDP是8.7%，第四季度是10.6%，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11.9%，这个增速已经达到2007年经济过热的水平，因此，国务院提出2010年GDP指标仅为8%时实际就已经在告诉我们，中央已经做好了GDP增速回落的思想准备和政策空间，如果8%是可以接受的全年指标，意味着某个时点低于8%是完全可能的，与此相适应的是货币政策开始打左灯向右转，一方面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一方面把信贷增长规模由2009年的9.59万亿调整为2010年的7.5万亿并且连续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17%，距离从紧政策的最高值仅有0.5%的差距。房地产只不过是经济增长和信贷增长的一个矛盾载体而已。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表面上看对经济的影响没有加息来得全面，但是抽紧的是流动性，在信贷保持17%增长的背景下，影响的就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所以银行股都有强烈的再融资冲动和压力。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为银行信贷的增长买单的不是别人，正是投资者，这种情景和2008年是惊人的相似，一方面是货币从紧，另一方面是中国平安和浦发的巨额融资，股市根本就没有什么出路。

　　再说股市本身的问题。

　　问题之一是创业板和中小板失控，泡沫越吹越大，形成了整体低估和局部泡沫相伴相生的局面。IPO的市盈率越来越高，超募资金越来越多，发行价越来越离谱，而与此同时，弄虚作假已经肆无忌惮，在主板公司平均增长超过20%的情况下，大多数创业板公司2010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和2009年第四季度缩水率高达30%。泡沫早晚是要破的，中小板如此，创业板也如此，反过来，创业板泡沫不破，中国股市跌无止境，永无出头之日。

　　问题之二是股指期货缺陷被人为利用，成为机构操盘跨界套取私利的工具，尤其是基金经理吃里扒外的行为，形成大盘减仓和做空股指的恶性循环。

　　其实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有问题。令人欣慰的是从5月13日温家宝总理的天津讲话中，我们知道政策累加的负面效应已经引起了关注，这意味着新一轮的政策拐点或许就是在困惑和迷茫之中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