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钱飞鸣

　　周四，黄光裕案开审，媒体报道列出昔日中国首富涉嫌三宗罪：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和单位行贿罪。一个月之前的同一个法庭，首富的行贿对象——原商务部条法司正局级巡视员郭京毅被指控收受了过百万好处费。

　　行贿与受贿的关系很清楚，但是受贿的回报过程却相当模糊。郭京毅的作用集中在两件事上：其一是国美电器的股权变更。商务部2004年出台新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股权限制被放开，渴望上市的黄光裕以惊人的审批速度搭上了政策头班车，将国美电器的65%的股权转移至境外；其二是2006年国美收购永乐的反垄断调查，波澜不惊地通过审批，兼任商务部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副主任的郭京毅留下了耐人寻味的身影。首富和高官相继事发后，有媒体总结出“郭京毅式立法腐败”：利用手中修改、解释商务法律法规的权力，极为隐蔽地按照行贿者需求设计制度。

　　对于权力寻租，一般人都会将目光投向审批准入环节，郭京毅们却将法规解释这类清水衙门变成了高危部门。人人都说要尊重游戏规则，原来游戏规则的制订是可以通过利益输送实现操纵的。郭京毅的客户还有很多，只是黄光裕的首富光环最耀眼，那份名单上其实还有着诸多世界百强或者中国巨头。

　　前几天，中国直销行业都在关注这样一条新闻：化妆品直销巨头雅芳公司宣布将四名高管停职，其中包括中国区总裁高寿康等三名中国区高管。首家进入中国的外资直销企业，唯一直销试点企业，中国首家直销牌照，雅芳对于中国直销行业的影响无须多言。企业的人事变动看似风平浪静，坊间的解读却是视作对一年半前“贿赂门”的间接回应。

　　复杂的“贿赂门”中，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和郭京毅一起制造“商务部第一案”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原副司长邓湛。原本已经退休的邓湛因郭案事发，也被牵了出来。随着《直销管理条例》与《禁止传销条例》在2005年出台，中国直销立法选择了单层次销售的雅芳模式，而国际主流的多层次直销被列为非法传销。尽管并无证据表明邓湛是否就是行贿的对象，但是中国直销行业已经付出了代价。用行业研究者王万军的说法，代价并不是雅芳拿到了第一张直销牌照，而是直销立法采用了雅芳模式，让中国直销市场一直遭遇畸形的发展路径。有市场生命力的模式被列为非法，这已是问题；更大的问题还在于，那些即使披上了“合法”外衣的企业，所采用的还是多层次之路。

　　由谁为市场的痛苦买单？直销行业的质问可能还会出现在其他领域。正如有评论直言，雅芳“贿赂门”留下了难堪的后遗症：法律不可儿戏，但是利益集团施压下的畸形立法，还能起到协调作用吗？

　　无疑，郭京毅们的杀伤力，远远大于黄光裕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