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远香

　　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李旭利、离职单干，几个关键词，又一次搅动了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之间人才流动的“一池春水”。

　　2006年12月30日，原博时基金的金牌经理肖华由公募转向私募。自此，公募界大佬接连奔向私募基金阵营，上投摩根吕俊、工银瑞信江晖、华夏石波、嘉实王贵文、广发何震、南方王宏远、交银李旭利……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这串名单还将迅速拉长。多位圈内知情人士透露，3个月或者是半年内至少还有7~8个公募基金公司投资总监或研究总监辞职奔私，目前，他们大多已向公司提交报告，等合适的接任人选入职后再离开。

　　“体制”、“做一番自己的事业”是很多公募转私募的基金经理所说的离职原因。但短短两年间，优秀的公募人才，甚至是基金公司高管们，毅然舍弃了公募基金背后的大平台，宁愿到私募行业从小公司开始做起？私募阵营又有哪些因素吸引着他们？

　　《中国经营报》记者寻访了这两年间由公转私的近10个明星基金经理们，试图从他们的离职原因中寻找出公募基金行业存在的共同问题。

　　不买基金炒港股

　　“公募管得太死了，自己不能做股票，一天到晚草木皆兵。基金经理本身是做投资这行的，却不能替自己理财。”说起当初离职，李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基金经理自身不能买股票。

　　“国内基金业是过度监管。整个投资界，只有中国内地的基金经理是自己不能买股票。在海外，基金经理自己的账户只需要备案就能买股票。但国内却直接要求从业人员一律不能买股票。”另一位圈内的大佬直言，每个人都有理财需求，基金经理做投资却不能替自己理财，是管理体制上的一大弊端。

　　而“只堵塞、不疏通”的结果是，唐建等基金经理建“老鼠仓”的事件由此爆发，舆论为此哗然。MSN监控，手机监控，各方都盯着基金经理的“老鼠仓”。

　　李彬对此颇有切身的感受。2005年，市场刚崛起，李彬最喜欢的是潜心研究、挖掘牛股。但2007年，唐建事件爆发，当他再提出一个冷门股票时，同事一边要求他提出诸多证据说明看好的理由，一边以异样的眼光打量他。时间一长，李彬再也不想费心寻找黑马。

　　A股不能炒，但在火热行情的诱惑下，基金经理们投资的冲动终究无法抑制。炒港股就是基金经理们以曲线方式理财的行业内公开秘密。

　　“不少基金公司内部，基金经理之间最常谈论的是港股，而不是A股。”李彬说，由于他们管理的是A股基金，将自己的钱拿来炒港股，也是他们迫不得已的一种擦边球做法。

　　据记者私下与圈内人士交流，基金经理们投资的范围正在扩大，“圈内有些基金经理已经开始买美股，不过也是买中资概念股。”李彬向记者透露，基金经理买美股，主要是做长线投资。

　　虽然现有的监管制度规定基金经理不能买股票，但作为从业人员，他们可以买基金。让记者意外的是，他们对买基金理财并不认同。

　　“傻瓜才买基金！”“国内的基金业还不太成熟，投资风格多变，不稳定，我还想不到要把钱交给哪位同行来打理。”多位基金经理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自己不买基金，偶尔会“炒一下ETF，但更多的资金是在炒港股。”

　　难以主导投资

　　对于想投资致富的人而言，能否买股票、替自己理财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对另外一部分群体而言，能否按自己的想法来做投资是更为重要的事。

　　在基民的眼里和媒体的聚光灯下，基金经理是很光鲜的职业，手握百亿资金在市场上叱咤风云。但基民看不到的是，“基金经理在公司内部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员工，主导性很低，是很卑微的。”

　　今年刚离职的张峰，谈起离职时最深的感受是投资不自由，基金经理的主导性很低。

　　“基金公司的限制特别多，好多人都给你插一手，但所有的责任都要你一个人背。”张峰所说的插手，是指基金公司的机制设置，上到投资总监，下到研究员，都可以对基金经理的投资进行影响和干涉。

　　“你看好一只股票，但研究员不看好，他不写研究报告，这股票就进不了股票池。”作为基金经理，张峰平时还要和研究员搞好关系，让他撰写研究报告后，看好的股票才能进入股票池。而到了开会讨论时，“投资决策委员会还有更多的意见，还得费心思说服决策委员会。”

　　还记得2008年11月中旬，市场从1664.93点的底部快速冲到1800点，对市场趋势敏感的张峰提出这是最有价值的时机，他打算大幅加仓，但公司领导给出的指示是“你加5个点吧，不应该加那么多”。等到3月，大多数基金公司已经将仓位加到80%，张峰所在的公司领导却在投研会上指示，“其他公司的仓位都比我们高，我们得加点。”

　　其他离职的基金经理多有类似的感受。“基金公司的风格，说白了就是公司里说话算数的人，他的想法就是公司的风格。基金经理是很难按照自己的理念来做事。”从国内排名前十的基金公司转到私募的李华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他在基金公司干了很多年，但公司一直没有形成一致的风格，基金经理总是被迫做出改变以适应领导新的想法。

　　目前还担任投资总监的李伟也承认，投资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反而受到诸多限制，是很难忍受的状况。

　　百万年薪不敌排名压力

　　基金经理，百万年薪，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能惹来外界的诸多艳羡。但作为大多数从业人员，却感慨基金经理是一份“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的职业。

　　“国内基金经理的压力很大。在海外市场，共同基金一般只选股而不择时，同类型基金之间的业绩差异很小。但在国内，基金经理既要择时又要择股，基金业绩分化很大，造成行业竞争很惨烈。”刘祺感慨，国内很多基金经理为此长期失眠。

　　“晨会，看一堆研究报告，到上市公司调研，根据行情和头寸进行细微的调仓，看美股的走势，关心全球经济状况、资金流动和股市动态。”今年42岁的赵海说基金经理实在是太累，辞职只是不想自己那么累。

　　这种精神压力，业界人士将其称之为“天天都是在火上烤，忍受万人的指点，天天都在比赛，在市场中搏杀”。而这一切的付出，换来的不过是百万年薪。很多基金经理对此“感觉很不满”。

　　2007年，李彬管理的百亿基金取得了排名靠前三分之一的业绩。为此，他预期自己2007年的奖金至少能拿到三四百万元。但当奖金到手时，他发现那数字还不到200万元，“心理落差很大”。

　　多位业界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行业排在前十名的大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从业经验达5年以上，薪金是税前五六百万元；中型以上基金公司、有几年行业资历且业绩不错的基金经理，税前年薪是三四百万元；大多基金经理是税前两百万元左右的身价。但这只是税前收入，按照国内最高45%的累计税率，最后拿到手的只有一半多。

　　“曾有一家基金公司来挖我，说年薪300万元，这比我目前200万元的年薪高出100万元，乍看之下很有吸引力，但其实只是多50万元而已。”国内一位基金业人士戏谑说，基金经理的税前收入，也是如其职位一般光鲜，但实际到手的并不多。

　　忙与累和收入之间的不对称，让很多基金经理不满。但自身的存在价值，更是坚定了不少人离开的决心。

　　“按照目前共同基金的产品设计，市场上涨时就应该去买指数基金，主动基金是很难跑赢指数的。而在市场下跌时，最好的防御是持有现金。而最低仓位的限制，也让基金经理很难有作为。”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基金观察

　　合适的激励在哪里？

　　公募的人才涌向私募，这趋势看来是止不住的。

　　不仅仅是南方王宏远，交银施罗德李旭利，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人离开。离开是必然，公募基金的体制决定了它留不住人才。这是业内人士反复向记者强调的一点，只要稍微有能力的人，在公募平台学习一段时间，当基金公司的百万年薪不具有足够吸引力时，必然都会离开。

　　人才的流失，不能不说是当前公募基金行业令人忧心的局面。新基金不断获批发行，专户一对多业务马上要开闸，年金、社保等业务规模也在扩大，基金业本身就面临人才储备不够的挑战。而优秀老将的离开，更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在为期两个星期与业内人士的交流中，基金经理反复提到在私募有更好的发展空间。理由有两点：第一，可以自己理财；第二，自己做私募，即使目前收入并不比公募高很多，但未来收入可能是在公募的10倍以上。

　　但他们同时也承认，私募比公募会做得更辛苦，从资金募集、团队建立以及研究和客户维护等，基本都要亲手打理。如果在公募有足够高的收入，可以专心做研究和投资，他们会选择继续留在公募平台上。

　　这或许从侧面映射了公募机制的问题：基金经理不能炒股，他们只好炒港股，无法全心投入地研究A股；不能按照自己的个性来投资，只好自己开公司组团队；没有很好的人才激励机制，不如自己做私募。

　　一位曾在合资基金公司就任多年的基金高管直言，外资的优势在于管理细节和流程做得很好，基金公司引入外资，并没有外界所想象的、有那么多的投资秘诀可以挖掘。然而，如果将这笔外资的股权分散给员工持股，从研究员到基金经理以及投资总监的积极性都会大大提高。

　　“并非国内的基金业人士不懂得流程和细节，大家只是不想做，因为公司不是我们自己的。”在这位高管看来，这就是最本质的原因。

　　就如新开展的专户一对多业务，总是招不到合适的投资经理，也是这职位缺乏激励所致。

　　两个星期内，记者寻访了两年间离职的十多个投资界人士，对基金经理的生存状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是否能有一些办法能改变这种人才不断流失的趋势呢？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股权激励机制，但在国内，别说是现在，就算是10年后也不可能实现。”前述基金业高管直言，不少圈内人士与监管层沟通过，但现实就是基金业的股权激励机制是不可能放开的。这也意味着，公募涌向私募，依然是不可改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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