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

　　明星总统奥巴马对华尔街高管的“限薪令”一出，深陷经济危机中的全世界为之齐声喝彩。基于中国过去10多年来贫富分化日益尖锐的社会背景，这一“限薪令”在我们这里赢得的掌声尤为热烈。不识相的国泰君安偏偏赶在这当口端出高额内部薪酬福利计划，自然成了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我素来反对把西方发达国家里发生的事情与中国的情况做简单直接的类比，因此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奥氏“限薪令”的依据和前景。根据这条规定，那些接受政府“特殊救助”的公司，其高管年薪不能超过50万美元，额外薪酬必须以限制性股票的形式发放，而且要等这些公司清偿了纳税人的钱之后才能授予。

　　奥巴马是完全有权力这样做的。因为这些私人公司本来是要破产倒闭的，在接受了美国政府的特别救助资金后，它们的实际控制者已经变成了国家，奥巴马当然可以代表国家行使公司董事会的职权。50万美元对于我和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很可能已经是一辈子都挣不到的一个天文数字。但对华尔街的那些高管而言，这笔钱的心理效应大概相当于让我们这里的大型金融企业——比如说国泰君安——的老总一年拿10万人民币的总收入，他们肯定不会认为自己只值这个价。那么，“限薪令”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真实效果呢？在我看来无非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最可预料的一种情况是，这50万美元仅仅是表面文章，难以真正实现有效约束高薪的初衷。正如《华尔街日报》2月6日一篇报道指出，政府过去限制高官薪酬的措施基本上都事与愿违，这次新措施可能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最严厉的措施可能将只影响少数企业，其他企业则可以通过对额外薪酬进行股东投票规避其中一些限制。假如年轻气盛的奥巴马决意将“限薪令”进行到底，那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第二种情况：真正的优秀人才从华尔街大量流失，留下的则是本来就无处可去的平庸职员。由此来看，奥巴马“限薪令”的真实前景恐怕不会像他的那些极富感染力的话语那样，令正在愤慨不已的美国人民大快人心。

　　奥巴马和民主党参议员们可以用“贪婪”、“可耻”甚至更严重的道德指控痛斥华尔街的精英，本次金融海啸也确实暴露了美国经济的缺陷，但它并不会动摇它建国230多年来一直奉行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面对那些“为富不仁”的华尔街精英，大部分美国人只能无奈地承认：他们比我们善于利用游戏规则为自己谋利。

　　以国泰君安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业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在全国100多家证券公司中，国泰君安的经营业绩是名列前茅的，而公司员工的平均收入状况却是偏低的。就算不像国泰君安最新澄清的那样，32亿元不是“计提”而是“实发”，情况仍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两年中有那么多大型公募基金的经理人纷纷跳槽到私募那里的根本原因。如果仅从局部的逻辑来看，国泰君安是有理由大声叫屈的。但这并不能掩盖中国金融业在全社会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状况，虽然这种制度层面的不合理不能完全由国泰君安来承担。

　　对中国金融行业的基本逻辑，可以作一个十分简洁的概括：国家一直将金融市场视为国有经济融资脱困的工具，而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平台。立足于这一基本逻辑，国家对金融行业采取强有力的行政垄断，以期确保绝大部分优质金融资源始终流向国有企业。不过，这种政策导向由于排除了竞争，不仅没有可能达到预期目的，还对国有企业和金融行业造成了双重扭曲——一方面，国有企业能够不断地获得金融“输血”；另一方面，金融企业可将自身经营管理不善、铺张奢靡浪费等等造成的成本算到所谓“政策性负担”的账上。

　　因此，华尔街的那些人是靠他们智力暴富，而他们的中国同行则是靠垄断而维持高薪的。同样是搞金融的，如果在华尔街，你需要比别人更灵敏狡猾；在中国，你需要亲近别人无法亲近的公权力。搞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将奥巴马“限薪令”与国泰君安高薪计划作比较时必须抓住的重点。对美国来说，当前最需要的是加强金融监管，其中可能也包括暂时限制高管薪酬；对中国来说，情况恰好相反，最需要的是放开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让游戏对所有人开放。

　　如果中国也必须限制一些什么的话，依我看，再没有什么比限制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更加重要和紧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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