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官建益

　　节后的股市还算争气，虽然按农历算的牛年还有一个月，但股市已经有了几分牛气，除了周边股市的大涨以外，更重要的是国内振兴经济的政策在不断形成和出台中，经济如果有了希望，那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股市自然也有了提前反应的理由。

　　经济学家也没有闲着，节前的“十教授”救市计划刚被市场褒贬炒作了个透，节日期间坊间又传出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用社保基金接盘大小非的政策建议。客观地说，无论是“十教授”还是李稻葵教授，拯救股市的拳拳之心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偏偏一些媒体总是拿这些教授的利益倾向说事，实在是有点跑题，笔者以为无论他们是否利益人，他们都有建言的权利，就像出租车罢运一样，参与者如果不是出租司机，那倒是别有用心了。

　　个人认为，对于大小非的问题，目前社会各界的认识并不深入。多数人认为造成股市下跌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的衰退，这或许是一种误区。如果说衰退，美国及欧洲国家的衰退最严重，在中国出台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连最悲观的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不会低于7%，而A股在2008年的跌幅则高达60%以上，远远高于经济危机策源地的美国，以及与美国经济相关度更高的西方国家，如果要反映经济的下滑，A股这样巨大的跌幅早已提前反映了中国经济减速造成的影响。

　　造成A股如此大跌的最大祸首，实际上来自于A股内部的大小非问题。有人总是强调大小非持有者一旦有机会，就会大量出逃，原因是获利丰厚，但是这些大小非形成的时间不少长达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在1998年甚至1988年在北京的二环路内买一小四合院，到现在会翻多少倍？恐怕10倍、百倍都不止。如果这样比较还算合理的话，那你就不会去猜测大小非的卖出行为了，平均市盈率低于15倍、经济增长平均两位数的市场里的股票为什么非要卖呢？

　　但是大小非出逃的事实是真实的，原因又在哪里？根本在于我们的政策可能发生变化，原来准备按时间规定可以出让的大小非可能受到政策的限制，暂缓出售，这就要了大小非的命，因为股票的很大一部分价值在于其流通性；国家既然在股改之初制定了大小非流通的时间表，就应该严格执行。要防止由此造成的股市崩盘，有关部门就应该早有应对之策。

　　股市跌到现在，投资价值已经凸显，大小非在得到确保流通的前提下，并不会轻易出走，关键是保证小部分有变现要求的大小非出走时有接盘，不要一只股票出个一两百万股大小非的股票就来个跌停。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这让笔者想起1998年中国香港的赢富基金，在索罗斯发动的做空攻势下，特区政府大胆启用政府财政组成赢富基金，接下大笔恐慌性卖盘，事后特区财政实际上是大赚了一笔。

　　现在国家启用平准基金接盘大小非，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有关部门总说对经济前景充满信心，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应该做出政府性垂范。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家财政已经有了比较丰厚的积累，拿出5000亿来反哺为国家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资本市场是很正常的事情。为安全起见，笔者建议平准基金主要接盘优质大盘股，不接盘亏损的股票(政策性亏损的股票除外)，这样一来占权重最大的优质股票就有了很好的保障，因资金需求想抛出的大小非尽可自由走人，而垃圾股因为无人接招，只能是砸在自己手里，这样的安排实际上还起到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

　　笔者不太赞成用社保基金接盘大小非，虽然这样也可以表达政府的信心，但是社保基金说到底是老百姓自己的钱，动用这样的钱应该是全民公决的事情，不如政府财政拿钱投资更合理。

　　既然我们的中投可以出海，为什么不能国家出资对自己的股市大笔投资呢？我们的政府应该有自己的自信，有了这份自信，市场的信心就被彻底稳住了。只有政府的大手才能挽狂澜于既倒。

　　还有一个大小限的问题，就是在股改后上市的股票中，大量的国有股和法人股按限定时间可以上市流通的问题，甚至有统计表明这些股票的数量将更多，在未来IPO正常发行后的数量就更大。这是一个鬼故事，当大量的股票已经跌破发行价30%甚至更多时，还有多少人要抛出，他们抛出后又去买什么股票？举例想想，如果中石油发行价降低到10元，大小非真的会在10元以下抛出吗？

　　是到了巨人出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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