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与华尔街不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应该审慎推进金融创新，强化风险控制机制，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祁斌

　　次贷危机“海面下的三座冰山”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只是“海面上的浮冰”，是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源自隐藏于水底的三座“冰山”，其最早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

　　第一，美国投资银行的经营模式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度投机和过高的杠杆率使得投行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传统上以赚取佣金收入为主、对资本金要求很低的投资银行，在高利润的诱惑和激烈竞争的压力下，大量从事次贷市场和复杂产品的投资，投行悄然变成了追逐高风险的对冲基金。例如，高盛公司在近年内，直接股权投资和其他投资所获占到其总收入的80%左右。出于竞争压力，其他投资银行也在做类似的转型。在对大量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中，投行赚取了大量利润，例如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两家投行在过去十几年中每年的平均净资产回报率高达20%左右，远远高出商业银行12%～13%的回报率。但同时，这些投行也拆借了大量资金，“钱不够就借”，杠杆比率一再提高，从而积累了巨大的风险。雷曼兄弟宣布进入破产保护时，其负债高达6130亿美元，负债权益比是6130∶260，美林被收购前负债权益比率也超过20倍。

　　过高的杠杆比率，使得投行的经营风险不断上升，而投资银行在激进参与的同时，却没有对风险进行足够的控制。一方面，由于杠杆率较高，一旦投资出现问题会使其亏损程度远远超出资本金；另一方面，高杠杆使得这些投资银行对流动性要求较高，在市场较为宽松时，尚可通过货币市场融资来填补交易的资金缺口，而一旦自身财务状况恶化，评级公司降低其评级使融资成本上升，便可能造成投资银行无法通过融资维持流动性，贝尔斯登便是因此遭挤兑而倒下。

　　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一家对冲基金倒下，就掀起了金融市场的轩然大波，而现在这么多投资银行实际上在变相从事对冲基金的业务却缺乏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潜在的风险可想而知。

　　第二，美国金融市场过度自由化的发展模式走到了极端，衍生品过度泛滥，监管长期缺位，直至出现系统性的崩溃。摩根斯坦利亚洲区前主席曾表示，在全球所有金融市场中，东京和纽约的金融市场可能是两个极端。东京市场是全世界最没有创新的证券市场，而纽约市场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市场。两个市场迥然不同的原因非常小，那就是，在两个市场上对证券的定义有所不同。在东京市场，证券被定义成为“Stock or Bond”——股票或债券。如果一个金融产品不是股票或者债券，上市之前政府的审批可能长达两年。而纽约是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Anything Under the Sun”——太阳底下的任何东西，只要你能想到，上午一包装，下午就能卖出去。所以各种金融衍生品和证券化产品在美国非常多，金融机构不停地创造出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复杂产品，通过柜台交易(OTC)，不需要论证，也没有监管，只要有对手方买，能够成交就行，当然这些对手方大都也是金融机构。这种模式使得金融产品极大地丰富，但有时候容易走过头了，使得资产证券化产品等金融衍生品过度泛滥。一旦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时候，危机就来得很快。

　　第三，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信用体系越来越“廉价”，不仅透支了未来，也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这从申办信用卡可见一斑。90年代初期，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大概半年后才能拿到第一张信用卡。但到90年代末期，一个刚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一周之内就会收到几张信用卡，甚至在机场飞机刚落地就有信用卡公司主动给他办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人透支未来的消费习惯愈演愈盛，而透支的利息高达17%左右，信用卡公司为了追逐这个高额利润，就疯狂地到处寻找下一个客户，甚至主动给毫无信用记录的人邮寄信用卡。同时，17%的利润，也使得信用卡公司能够承担较大比例的坏账，所以大量信用卡公司也疏于控制信用卡使用环节中的各种风险，出现了问题就轻松地将其作为坏账撇掉。但如果某一天这17%的高利润不能延续，风险就来了。

　　很大程度上，次贷的发生就和“廉价”的信用相关。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时期，美联储不断降低利息，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推高房价。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使得美国众多银行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过于乐观，贷款条件不断放松，以至于没有任何信用记录或信用记录很差的居民也可以申请贷款。这些低质量的贷款随后通过美国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不断包装被销往全球，然而，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漫长的销售链条，导致投资者看不到贷款质量的高低，与此同时，风险可以得到分散但却不可能消除，等到美国进入加息周期，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这些风险就像埋藏的定时炸弹一样被引爆了。

　　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教训

　　华尔街的发展历史中，大大小小的危机出现过上百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发生危机、不断进行修正的过程，只是这次危机是最新的一次，并且在很多人看来，其涉及面之广和影响之大，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应该深刻分析华尔街危机的成因和教训，给正在发展中的中国资本市场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先，是要对美国投资银行运作模式的缺陷深入分析。近年来，投资银行纷纷开始由传统上以服务为主、靠赚取佣金的业务模式转向以资金交易为主的经营模式，大量涉足衍生品交易、对冲基金这些风险较高的领域，变相成为对冲基金，而在这一过程中风险控制又没有及时跟上，导致其纷纷陷入困境。

　　华尔街金融机构过度强调短期回报的激励机制也是危机产生的诱因之一，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和激励机制没有与机构的风险管理、长期业绩相挂钩，形成了较高的“道德风险”，促成管理层短期行为倾向较重，为迎合追求利润的需要，投资银行不断设计复杂的产品以至于其自身都难以对这些产品的风险加以判断，也就难以进行风险控制了。

　　此外，此次危机暴露出投资银行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和运营模式的缺陷。未来，全能银行是否会成为投行业务的唯一“宿主”？独立的投行还会不会有存在的空间？如果有，如何修正现有的投行的经营模式，是否需要对投资银行的资本金设定更加严格的要求？是否应该考虑将高风险的投资业务剥离成为独立子公司？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申请成为银行金融控股公司，并不意味着投资银行业务的结束，可能更多的是投行业务管理模式的转型，以及对过去一段时期激进风格的修正。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可以互相借鉴对方的管理模式。但与此同时，并入或转为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如何切实做到有效监控风险？与商业银行的文化冲突如何协调？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第二，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货币政策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市场曾出现过数次较大的危机，美联储多次采取注资、降息等方式，这在当时可能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也许是对未来的一种过度透支，暂时把问题掩盖下去，最后问题暴露的时候，变得不可收拾。当然，众所周知，这其中的平衡是很难把握的。

　　第三，如何对金融创新实施有效监管值得我们反思。此次危机表明，在证券化产品风险充分暴露前就进行大规模推广存在一定问题，也不符合审慎监管的原则。全球化和金融混业也加大了监管的难度。如何强化监管部门对创新产品的主观判断和裁量的权利，同时又能保证这种裁量的科学性及防范可能的道德风险？如何建立一个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市场的有效金融监管体系？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第四，国际金融市场联系日趋紧密，如何防范或有效阻断金融风险的传递需要深入研究。此次危机表明，在国际金融市场日趋一体化的情况下，金融风险在各个不同的子市场及全球市场的传播更为迅速、更为广泛，如何对大规模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有较为有效的预警措施？如何有效阻断金融风险的传递？如何建立起不同国家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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