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商 灏

　　近来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国内各行业的危机之中，一种特别的景象令人瞩目，那就是，多家与善设赌局的国际大投行签订过对赌协议的中国企业，纷纷感到惶惶不可终日。逐渐浮出水面的蒙牛、太子奶、深南电、双铁、中信泰富、中国高速传动、中华英才网、华润集团等企业的“对赌协议”，让人们看到，原来在跌宕起伏的市场局势中，许多中国企业是因“对赌”而巨亏，而惹火烧身，而陷入窘境。

　　任何机构和个人在投资前毫无疑问都应有对商品市场的独立、理性的判断。在对赌中,国际投行往往利用有利条款处于有赢无输的位置。最近一系列案例带来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已不能轻信头顶光环的国际投行，而必须要有自己的看法，有独立、深度的分析。而“对赌”的魔力，这种亦正亦邪的金融衍生工具，在熊市的放大镜下正在露出它狰狞的面目。

　　对衍生品的意义争论其实由来已久。6年前谈到衍生品时，巴菲特公开认为它是一颗定时炸弹，中央银行和政府都还没有找到有效方法去控制、监测合约可能引致的风险。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当时却表示衍生品利大于弊，是支持美国大型金融机构保持和增强生命力的关键因素，可以分散金融风险，更好地测量和管理风险。

　　今天，许多金融衍生品研究人士都不赞成企业参与对赌，也不认为国内企业家有与国际大投行对赌的实力，然而事实却是企业的“对赌危局”仍在接连爆出，有舆论甚至认为，与国际资本对赌已成中国财富的“绞肉机”。

　　仔细研究对赌协议可以发现，基本上，对赌的都是业绩，股权是胜败的筹码。而无论风吹浪打，国际资本大都成则收获丰厚资本收益；败则可进一步控制对赌公司股权，然后另做打算。

　　近几年，国际投行将目光转向中国内地许多具有成长性的民营企业的培育上，凭借其眼光和国际资本市场运作的经验，玩得风生水起。

　　若用贪婪或轻率来非议这些试图追逐险利的国内资本，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们已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对此类交易给予特别的政府监管。

　　证券监管部门对于金融衍生品投资，对于金融杠杆的过度运用，如何给予适当监管？投资者如何不再只是通过券商报告来“雾里看花”？这是新课题。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披露与其证券本身及其衍生品相关的重大敏感信息，但该办法未明确规定上市公司投资的衍生品必须披露。不过，证监会近来已有表态要关注相关交易中特别信息披露的可能性。

　　我们看到，在过去，衍生品总额很难计算，虽然其算作证券投资，但总额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才披露。可是当市场波谲云诡之际，那些貌似风险不高、金额不大的初始合约却有可能风险突然大幅逆转，立刻由盈利转为亏损，而且亏损额度放大数十、数百倍。因此，在当前金融市场动荡的特殊环境下，的确有必要充分考虑披露其潜在风险。

　　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国内企业对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衍生品市场的操作并不熟悉,在国际金融大鳄面前，还只是一无所知的小学生。如果这些大鳄也没有逃脱市场的惩罚，国内那些手握大量资金的企业和机构就更要看紧自己的钱包，以免被轻易骗走。

　　但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很多业内人士都开始要求加强对衍生品投资的监管，并清晰地提出具体监管举措。例如，实行制度上和监管上的双重管理，制定相关的操作制度和问责制度，监管上要有专人或专班负责，等等。

　　银监会高管最近业已表示，一个有序市场的基础是法制和监管。市场主体一旦脱离监管和法制约束，过度追求盈利，盲目竞争，市场就可能滑向无序，金融危机就极易发生。

　　现在，除了国内的企业要补上“金融衍生品”投资这一课之外，政府监管部门更要从美国五大投行的教训中看清国内相关市场潜在的风险，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要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政府与企业都必须设法有效抑制过度投机，而绝不能依靠过高杠杆率进行盲目投资。只有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方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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