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70.6%的暴跌、救市迟到所导致的极端熊市思维，摧毁了绝大多数投资者的正常心智，使他们低估了三大救市政策的威力，将“9·19”政策救市与“4·24”失败的政策救市混为一谈，真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那么，“9·19”政策救市与“4·24”政策救市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

　　第一，救市利好政策的层次不同。“4·24”时出台利好的层次仅是证监会和税务总局，而“9·19”则又增加了国务院所属4个部委，如国资委、央行、财政部、中央汇金公司，表明本次救市是国家战略。

　　第二，救市政策的利好力度不同。“4·24”时管理层只讲“治市”，忌讳“救市”二字，关键利好是推出大小非减持的大宗交易平台，但由于时间匆忙，市场立即找出了其中的漏洞，尽管证监会和交易所接二连三地打补丁，市场也不认同其利好效用。而“9·19”的关键利好是国务院授权汇金公司购买三大银行股，以及国资委由10天前发文禁止央企买股票突然转为支持央企回购或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并明确宣布是“救市”，表明了股市政策出现了大转向，还实实在在地拿出真金白银向股市注资，在市场至少会形成1：10甚至1：100的放大效应。

　　第三，救市时美国金融危机程度不同。“4·24”救市时，美国次贷危机的“黑洞”还未真正暴露，不确定因素甚多，国际油价最高达147美元/桶，美股指数在12000点以上。而“9·19”救市时，美国次贷危机已演化为金融危机，雷曼兄弟破产，“两房”、美林、AIG危机爆发并获政府救助，大摩、高盛成功转型，美国政府推出7000亿美元的拯救危机方案有望获国会通过，金融危机化解的可能性很大。同时，国际油价最低降到88美元/桶，美股指数跌到10500点止跌回升，各国政府都在协同救市。此时，中国政府救市的借鉴更多，底气更足，阻力更小，可谓顺应潮流，成功的概率大增。

　　第四，救市时国内经济形势不同。“4·24”救市时，4月份CPI高达8.1%，经济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双防一紧”，当时人们最担心的是通胀失控，CPI达到两位数。而“9·19”救市时，8月份CPI已降到4.9%，且后四个月CPI有望保持在4.5%左右，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变为“一防一保”，从紧货币政策不再提及，6年来首次降息、降存款准备金率，并有望推出一揽子振兴经济的政策。此时救市，已成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大局。

　　第五，救市时大盘的跌幅和起点不同。“4·24”救市时，大盘跌幅为51.2%，起点是2990点，平均市盈率在25倍以上。而“9·19”救市时大盘跌幅为70.6%，可在世界股灾史上列为第七大跌幅，起点是1802点，平均市盈率降至15倍，救市后的效果自然迥异。“4·24”救市经8个交易日，反弹最大幅度为26.6%便告结束，而“9·19”救市后仅5个交易日，反弹幅度便达29.5%，并且反弹还在继续中。可谓跌得越深，反弹越大，救市越易。

　　第六，救市的决心和护盘力度不同。“4.24”救市政策出台后，管理层没有护盘配套措施，救市失败后直至奥运期间，只是用舆论“维稳”，效果甚差。而“9.19”救市时面对的股市危机是：三大国有商业银行中行、建行破发，工行离破发只差1分，“601”代码的一大批央企股票破发甚至股价打2折，指数跌70%，市值损失22万亿，相当2007年GDP的90%，严重威胁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定和人民的福祉，此时救市实际上是在救政府的信用和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因此，“9.19”救市的配套动作可谓紧锣密鼓，汇金迅速出手三大行，中石油、中煤能源、中国联通等一批央企密切呼应增持，上海、重庆、山东地方国资委承诺大小非在一定时间内不减持，证监会一个月内两度修改游戏规则，为央企增持在程序上和时间上提供便利，并证实融资融券利好正在准备之中。可见，“9.19”救市是经过精心策划、并有政策和神秘巨资通过拉升石化“双雄”和工行随时为行情推进保驾护航的，大有只许成功，不容失败的架势。

　　第七，对后续救市政策的期待不同。“4.24”救市时管理层可打的后续牌甚少，加上汶川大地震，使市场失去了做多动力。而“9.19”推出三大救市政策，市场对后续救市政策预期甚多，例如，融资融券、央行为央企增持提供金融支持、再度降息或降准备金率、贷款额度放松、免征红利税、企业增值税转型、控制大小非(特别是小非)流通节奏、更多省市国资委承诺大小非在一定时间内不减持、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等，尽管这些利好能否落实仍有不确定性，但是“9.19”行情反弹30—50%并非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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