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熊仁宇

　　股市的不断下跌催生着各种救市方略，而关于如何规范大小非解禁的问题最为引人关注，《人民日报》近日发表了发改委专家的访谈认为，应该用征收暴利税的方法解决“大小非”解禁的问题。此种观点一出立刻引起市场和监管部门强烈的反应，各种网络调查显示网民支持开征暴利税的人数呈压倒性的多数，而作为监管部门的证监会却表示坚决反对，甚至将其提高到颠覆股改成果的高度。

　　与暴利税相关的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在各种渠道激烈交锋，不过仔细研读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争论并非在一个平台，更像是自说自话的表演，均无法说服对方。实用主义的观念主导着暴利税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大小非”股东获得的收益超过了合理的区间，对其征收暴利税有利于市场公平；而反对者则对暴利税的法律适用，契约精神进行探讨，认为它缺乏法律的依据并且伤害了既有契约，是一种对私权的侵占。从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出发点进行的争论不会有任何的结果，监管部门的声明并不能化解人们对“大小非”的不满。

　　所以我们需要找到双方均认可的结合点，并在共识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普通投资者至少对于维护股市稳定，防止其继续暴跌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妨就暴利税对于维护股市稳定的作用做一个预测。首先，暴利税的讨论出台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的各种声音会促使“大小非”加速出逃，所以暴利税出台之前必然会引起大量股票的抛售，短期形成股市大跌。

　　其次，暴利税作为一种税种出台，必然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存在，对于“大小非”股东来说，它只能作为一种固定的成本，判断是否抛售的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抛售股票的收益是否达到自身心理预期。这样的标准与暴利税开征之前并无二致，所以暴利税并不能影响“大小非”股东的行为，指望其维护股市稳定更是无从谈起。所以暴利税的出台短期将造成股市进一步下跌，而长期也无法改变“大小非”股东的行为，它只能满足人们的罗宾汉主义情结。如果“暴利”本身就能成为征税的理由，那么社会中存在着其他的暴利行为，例如房地产、小煤矿、甚至垄断国企高管的巨额收入等等是否也应该纳入其中。这个问题就已经超出了股市本身，而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同意对暴利征税，但这与股市无关。

　　暴利税希望的破灭必然引起人们对监管部门不满，而这种无能的现状并非是监管部门现在的行为所造成的。其实，现在所谓“大小非”问题的根源来自于所谓“禁售期”本身，禁售期的存在实质上就把股权分置改革变为了一种期货交易，期货交易的风险远远大于现货，更何况是没有任何先验可循的限售股解禁。所以在对流通股对价的谈判当中，谈判双方无法准确掌握收益，而当时人们普遍对中国股市持悲观态度，从而赋予限售股过高的风险溢价，这就是现在限售股股东暴利的根源。如果当时放弃“禁售期”，谈判的标的就会变得简单许多，双方只要就眼下的价格来形成对价，这种交易对双方来说风险都是确定的。无“禁售期”的股权分置在股市上涨的周期内释放股权，可以减缓股市上涨的速度和幅度，降低了股市后来暴跌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大小非”还能成为维护股市稳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