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1997年的行情是中国股市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跨年度大牛市，而2006-2007年的行情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令许多人或欣喜若狂或咬牙切齿或捶胸顿足的跨年度大牛市。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不会重演，但是历史却会反映规律，牛熊的转换也有规律，也会反映历史。

　　1996-1997年的行情，起步于500点附近，终止于1500点附近。其间经历了1996年12月底《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如何认识当前的股市”，政策的打压一度让指数从1280点直落到840点附近，出现过指数连续三天跌停的情景，但最终指数完成了将近40%的报复性暴涨。

　　2006-2007年的行情，起步于998点，终止于6124点，其间同样经历了2007年5月30日印花税调整的重大打击，指数亦一度从4300点附近直落3500点左右，但最终又完成了将近40%的报复性暴涨。

　　如果说2006年和1996年一样，2007年又和1997年一样的话，那么2008年会不会和1998年一样，2009年会不会和1999年一样呢？

　　这种感觉水皮在一些主题演讲时曾经提到过，但是仅仅是一种类比，一种设想，并没有认真地讨论过，但是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发布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中提及的一揽子政策建议提醒水皮，管理层再搞一次“5·19”行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某种意义上讲也许还是一种必然。

　　众所周知，1996-1997年虽然经历了一次大牛市，但是管理层对于市场的态度和取向都是消极的，政策上以防范和打击为主。所以上证指数在1997年见顶回落之后，1998年基本上处于震荡整理的格局，不阴不阳，不死不活，但是进入1999年之后，尤其是5月19日之后，管理层的取向却风云突变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在上证指数从1000点附近涨到1370点左右的时候，《人民日报》居然发表了“坚定信心，稳定增长”的评论员文章，将股市已经出现的暴涨定义为恢复性行情，火上浇油助推上证指数突破1500点的铁顶，创下1700点的新高，史称“5·19”行情。

　　“5·19”行情的关键在于管理层的政策，那么管理层为什么会推出刺激性的积极政策呢？一般的分析有两大原因。原因之一是希望产生财富效应以拉动内需。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让中国经济完成了一次硬着陆，此后刺激内需一直成为决策层挠头的问题，而资本市场的繁荣可能带来消费的增长。原因之二是国有企业三年解贫脱困的要求使然，当年发布了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而改制上市圈钱成为一条捷径。当然，什么事都是过犹不及，管理层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后果就是对指数的失控，2000年之后指数创出2000点新高，2001年之后指数创出2245点的新高，重新又引发新一轮打压政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008年又有多少1998年的影子呢？

　　影子之一就是经济下滑的风险。上一轮的调控是硬着陆，这一轮的调控是软着陆，不管硬还是软，反正都是着陆，着陆之后如何办？

　　影子之二就是信贷规模的控制。上一轮的紧缩让商业银行拼命收贷，而这一轮货币从紧让商业银行无额度可用。

　　影子之三就是搞活企业的要求。上一轮搞活的对象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一轮的对象则是中小民营企业。

　　既要防止经济下滑，又要坚持货币从紧还要搞活企业，可以用的办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展直接融资，拓宽融资渠道，缓解目前企业资金偏紧的问题”。

　　什么叫直接融资？说白了就是发股票，或IPO，或增发。和间接融资比，直接融资对于企业而言降低了融资成本，对市场而言消化了流动性过剩，对于个人而言增加了投资机会。但是皆大欢喜的事情要搞定，必须有一个前提，资本市场是健康的，活跃的，积极的，能够给投资带来信心的，预期的，希望的，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创业板好不好？现在的市道，又有谁敢推出呢？

　　从紧的货币政策不愿前功尽弃，稳健的财政政策难以立竿见影，积极的股市政策为什么不会成为备选呢？

　　需要说明的是，水皮本人并不欣赏“5·19”行情，因为功利色彩太重，但是谁又能免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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