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花税轮回中有多少可以总结陈辞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从“5·30”到“4·24”，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聚集了无数争论、意外、欢呼、谩骂的印花税走了一个轮回。这一个轮回，厚重地展现了A股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征。“5·30”之后持续5天的暴跌和“4·24”后可以预见的阶段性暴涨，是A股市场内在气质的形象化表演。这种气质的最突出部分就是与政策荣辱与共般的亲密，和由此给市场带来的那种紧张感。

　　从管理的角度说，“5·30”和“4·24”并无不同。上调印花税是为了救市，下调印花税也是为了救市。上调印花税，是为了消除非理性的泡沫，下调印花税，是为了消除非理性的恐慌。上调印花税，是财税杠杆干预市场，下调印花税，同样是用了这个手段。当然，你也可以说，都是政府干预市场，只是方法上不那么行政化。这一点，在过去的近一年时间里没有改变。无论是上调还是下调，都不是和投资者过不去，都是为了使这个市场更像个市场，为了市场管理目标——通常是战略目标，与投资者的目标——通常是功利目标更好地融合。

　　但是，从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角度看，会有很多的不同感觉。上调印花税时是炼狱般的感觉，下调前，特别是去年10月开始股市发生史上最惨烈下跌的6个月里，这种感觉更加强烈。而在感觉之外的理性发问是：为什么下调比上调时的决策过程复杂漫长得多，为什么要在市场自身和投资者付出巨大代价后才完成这个轮回。这样的问题或许是势利的，或许在印花税顺应市场和投资者期望下调后不再重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印花税政策的这一次轮回，仍足以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中投射出巨大的身影。

　　回顾印花税的这一轮回，有许多可以总结陈辞，值得总结陈辞。

　　新兴加转轨的市场特征，决定了市场的不成熟性和不确定性，同样，也决定了政策的某种不确定性。平均市盈率高达四五十倍的市场与降至二十多倍的市场，不可能对应同样的政策取向。这是“5·30”和“4·24”这两个A股市场重要节点之所以出现的主要原因。这个轮回告诉我们，中国股市不仅是政策决定市场，同时也是市场带动政策。政策和市场双向作用，才是“政策市”的真实面目。无论是政策完全主导市场，还是市场完全左右政策，在当前来看，都意味着市场可能出轨，市场可能扭曲——甚至扭曲到失去融资功能的危险地步。市场和政策之间，需要有一个平衡点，平衡双方的意志。平衡的渠道只有一个，即建立市场与政策之间的对话机制。以股市税制为例，如果相应程序更完整，既能防范泄密引起的不当得利又能使市场和政策面互相了解，既可以减少政策的不稳定性，又可以坚定政策在适当时机干预市场的法理性，避免无谓的、在各方面成本巨大的争论。而政策的稳定性反过来会带动市场的稳定，防止大起大落，保证无论调整还是发展，都可以较为平稳的方式进行。印花税的两度调整，提醒我们：市场的民主建设，是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这一目标的必需品。

　　新兴加转轨的市场特征，还决定了市场建设既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我们需要鉴定，制度设计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我们还需要鉴定，哪些需要补丁细化操作，哪些需要平地搭建。印花税行情给了管理层一个时间跨度去审视这些。目前突出的问题包括：大小非的风险能否温和化解，利益输送制度能否取缔，股东不分大小能否得到公平待遇，上市公司逐利为主的市场化行为怎么界定，长期存在的暗室操作行为能否被有效监督等等。这些核心问题，其实早已存在。在挤泡沫不再是管理层的重点任务的今天，解答这些问题的时机也在成熟。

　　从投资的本质上说，印花税下调，只意味着一件事：投资者解套有希望了，财产增值的前景又出现了。但功利性的希望并不意味着原有矛盾可以就此忽略。即使仅就股市避免走熊的近期目标而论,下调印花税，也只是走出了市场纠错的第一步。